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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两个儿子处境最差。长子溥钧、次子溥铭，从小娇生惯养，在父亲影响下，一样抽大烟、赌博，好逸恶劳。家产荡尽后，溥钧卖过报纸，溥铭则以捡破烂为生。有时穷窘难耐，只好向叔伯哥哥溥锺（金伯琴）要点钱。屡屡登门，遭人冷落，以至被拒门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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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府——恭亲王奕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数主军机，参与枢要。病故后，由长子载澂的嗣子溥伟承袭王爵。光、宣之际，溥伟因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但继承了奕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王府所入，除俸银、俸米外，主要依靠地租收入。据其后人估计，地产有近万顷之多，每年地租约有银洋2万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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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当局成立了“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包括王公贵族的领地。当时，军阀混战，势力范围变动无常。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他退归关外（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便同时收摊。这一时期清理出的款项也被席卷而去。军阀走马灯式的轮换几回，官产也就清理完毕，恭王府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地租收入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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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年（1914），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德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切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此外，每月开支三五千元，有时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收入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作两拨，依旧费用不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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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伟过着挥金如土的贵族生活，并为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20年代将恭王府蓝图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万元，从此在高利贷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到30年代，原押款再加上历年利息，债务已达到28万元。结果将恭王府分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用于给教堂抵债，后花园的房产权留归溥伟两弟所有。可是，由于整个王府的土地已为教堂所有，后花园的房屋实际上成为教堂的囊中之物。最后，后花园也被卖掉。这时，恭王府改成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溥伟两弟卖后花园得了15万元，存在银行中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随用随支，不消数年便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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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伟的下场最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困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奉天、吉林等地。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枪炮，实现其复辟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将他赶回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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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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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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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一家得了这笔不义之财，也没有能摆脱颓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占用了北府的一半，载沣为了维持残局，将王府的另一半开办了“竞业小学”，共有学生五个班，由第四子溥任（金友之）当校长。其时，“王府已破烂不堪，只剩下空架子，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古董字画、房产园林，典的典，卖的卖”。[47]昔日王府盛况，犹如镜花水月，早已消散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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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也有同样的经历。光绪年间，载洵过继给瑞郡王奕，承袭贝勒，载涛过继给锺郡王奕诒，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况载沣摄政时，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谘府）及禁卫军。载洵、载涛显爵高位，除领取俸银、俸米外，还有大笔地租收入。待清帝逊位，冰山消逝，他们的家境亦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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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过继给锺王奕诒后，即居其后海府第，以后习称“涛贝勒府”。辛亥革命后，主要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用他的话来说，从1913年到1925年，其间约有五六年光景，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自优待费停发后，生计就开始拮据。既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日子越过越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卖府第。民国14年（1925），旧涛贝勒府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天主教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载涛随即购置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缮费，约用去8万元。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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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载涛同他的5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仆役，全家近30口人。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艰窘可知。不几年，这笔有数的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将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以房租为主要经济来源。40年代末，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载涛一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他只好搜罗家中什物，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卖“破烂”。“皇帝的叔父卖破烂”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后来，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被迫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出卖。载涛则携家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并略加修缮。从此，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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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载洵赋闲京津，常以书画自娱。其贝勒府位于西单东槐里。民国9年（1920）前后，为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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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府——第一代惇亲王绵愷为嘉庆帝第三子，道光十八年（1838）卒。因绵愷无子，奉旨以道光帝第五子奕过继为嗣，咸丰年间晋亲王。奕八子中有爵者五：长子载濂，光绪十五年（1889）袭贝勒，加郡王衔，后因庚子事变获罪，削爵后终日在家“闭门思过”；二子载漪，初封贝勒，后加郡王衔，过继与奕，袭瑞郡王（后改端郡王），庚子事变时亦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命仍归本支；三子载澜，光绪十五年（1889），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庚子事变时一同获罪发遣；四子载瀛，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因诸兄长均因罪获谴，由他承袭贝勒；五子载津，初封二等镇国将军，不到38岁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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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奕一门有三子在庚子事变中获罪，是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曾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必欲取光绪帝而代之，因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功亏一匮”。此事关系到一门的兴衰荣辱，废黜光绪帝不成，遂同仇敌忾，在义和团运动中力主围攻使馆。家事国事纠缠在一起，不久即自食其果，在签订辛丑条约时，被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获谴。载濂、载漪、载澜丢爵后，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这成为惇亲王府衰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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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惇亲王后裔的俸禄银都没有了，原有700多顷土地也被旗产管理局卖光。虽然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了，王府子弟不知撙节，仍然挥霍浪费，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开始靠典当财物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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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濂长子溥偁，曾从溥仪小朝廷得到头品顶戴，任乾清宫侍卫。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溥仪被迫出宫后，溥偁为维持生计，曾在京汉铁路局做短期职员，以后在家教书。因家境潦倒，万念俱灰，30多岁时便在王府花园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溥偁去世后，遗孤数人由溥修照管，溥修是载津的继子，曾封镇国将军。他笃信佛教，经常往来雍和宫，每一次都大笔花销。自己没本事，又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典当祖产。他整天吃喝玩乐，经常把唱大鼓的人请到家中鬼混。由于支付不了过多的开支，佣人们被一个个辞退，最后只好由王府格格亲自下厨掌勺。等到金银首饰和硬木家具变卖一空，全家的伙食便由原来的四菜一汤降到吃大饼，啃咸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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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跑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溥修到天津日租界静园上班，掌管溥仪遗留在那里的财产，每月从溥仪处得些补贴，全家人的生活稍有好转。但终因抵不住溥修流水似的花销挥霍，生活捉襟见肘。溥修想出将全家迁往天津的主意，目的是出卖王府园木。民国21年（1932），溥修将王府后花园木料卖掉，得大洋1万元。王府后来交载瀛的第五子溥僩。他承袭固山贝子，终日挎枪走马，不务正业，最后只好把王府剩余部分卖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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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瀛的儿子如长子溥伒（即溥雪斋）、五子溥僩（即溥毅斋）、六子溥佺（即溥松窗）、八子溥佐（即溥庸斋）为生计所迫，卖画维生。幸好自幼习画，刻意钻研，日后都成为著名画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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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奕的二子载漪即端郡王，自庚子事变后定为“祸首”发往新疆，以后长年生活于边远地区，其家的破落较为特殊。端王发往新疆由西安启程，中途改道西北方向，往投内蒙古阿拉善的罗王府。清代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一向互通姻好，端王福晋是罗王的妹妹。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到宣统三年（1911），端王在罗王府一住11年。民国初年，辗转宁夏、甘州等地。民国16年（1927），病逝于宁夏。端王长年漂泊在外，主要靠亲友旧属接济，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去世后，其侧福晋为了霸占4万余两现银和50余箱古董的遗产，用1万两现银和10箱古董买通当地军阀，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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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王诸子中，长子溥僎曾授一等镇国将军，为尽孝道，于庚子年奏准随父侍奉。端王居住于甘州张掖时，溥僎发现当地百姓患病死亡率很高，主动为百姓治病。溥僎在北京时深爱医术，曾随太医院名医赵立臣学医十数年，医道精湛。行医不久，良医的名声传遍整个甘州。远近求医者很多，以至在住地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镇国将军给老百姓看病”，确是亘古未有之事。民国10年前后，溥僎突然在当地病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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