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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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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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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一家得了这笔不义之财，也没有能摆脱颓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占用了北府的一半，载沣为了维持残局，将王府的另一半开办了“竞业小学”，共有学生五个班，由第四子溥任（金友之）当校长。其时，“王府已破烂不堪，只剩下空架子，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古董字画、房产园林，典的典，卖的卖”。[47]昔日王府盛况，犹如镜花水月，早已消散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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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也有同样的经历。光绪年间，载洵过继给瑞郡王奕，承袭贝勒，载涛过继给锺郡王奕诒，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况载沣摄政时，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谘府）及禁卫军。载洵、载涛显爵高位，除领取俸银、俸米外，还有大笔地租收入。待清帝逊位，冰山消逝，他们的家境亦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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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过继给锺王奕诒后，即居其后海府第，以后习称“涛贝勒府”。辛亥革命后，主要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用他的话来说，从1913年到1925年，其间约有五六年光景，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自优待费停发后，生计就开始拮据。既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日子越过越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卖府第。民国14年（1925），旧涛贝勒府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天主教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载涛随即购置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缮费，约用去8万元。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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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载涛同他的5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仆役，全家近30口人。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艰窘可知。不几年，这笔有数的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将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以房租为主要经济来源。40年代末，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载涛一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他只好搜罗家中什物，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卖“破烂”。“皇帝的叔父卖破烂”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后来，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被迫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出卖。载涛则携家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并略加修缮。从此，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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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载洵赋闲京津，常以书画自娱。其贝勒府位于西单东槐里。民国9年（1920）前后，为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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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府——第一代惇亲王绵愷为嘉庆帝第三子，道光十八年（1838）卒。因绵愷无子，奉旨以道光帝第五子奕过继为嗣，咸丰年间晋亲王。奕八子中有爵者五：长子载濂，光绪十五年（1889）袭贝勒，加郡王衔，后因庚子事变获罪，削爵后终日在家“闭门思过”；二子载漪，初封贝勒，后加郡王衔，过继与奕，袭瑞郡王（后改端郡王），庚子事变时亦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命仍归本支；三子载澜，光绪十五年（1889），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庚子事变时一同获罪发遣；四子载瀛，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因诸兄长均因罪获谴，由他承袭贝勒；五子载津，初封二等镇国将军，不到38岁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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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奕一门有三子在庚子事变中获罪，是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曾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必欲取光绪帝而代之，因遭到各国公使反对而“功亏一匮”。此事关系到一门的兴衰荣辱，废黜光绪帝不成，遂同仇敌忾，在义和团运动中力主围攻使馆。家事国事纠缠在一起，不久即自食其果，在签订辛丑条约时，被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获谴。载濂、载漪、载澜丢爵后，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这成为惇亲王府衰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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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惇亲王后裔的俸禄银都没有了，原有700多顷土地也被旗产管理局卖光。虽然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了，王府子弟不知撙节，仍然挥霍浪费，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开始靠典当财物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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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濂长子溥偁，曾从溥仪小朝廷得到头品顶戴，任乾清宫侍卫。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溥仪被迫出宫后，溥偁为维持生计，曾在京汉铁路局做短期职员，以后在家教书。因家境潦倒，万念俱灰，30多岁时便在王府花园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溥偁去世后，遗孤数人由溥修照管，溥修是载津的继子，曾封镇国将军。他笃信佛教，经常往来雍和宫，每一次都大笔花销。自己没本事，又不能出去工作，只好典当祖产。他整天吃喝玩乐，经常把唱大鼓的人请到家中鬼混。由于支付不了过多的开支，佣人们被一个个辞退，最后只好由王府格格亲自下厨掌勺。等到金银首饰和硬木家具变卖一空，全家的伙食便由原来的四菜一汤降到吃大饼，啃咸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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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跑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溥修到天津日租界静园上班，掌管溥仪遗留在那里的财产，每月从溥仪处得些补贴，全家人的生活稍有好转。但终因抵不住溥修流水似的花销挥霍，生活捉襟见肘。溥修想出将全家迁往天津的主意，目的是出卖王府园木。民国21年（1932），溥修将王府后花园木料卖掉，得大洋1万元。王府后来交载瀛的第五子溥僩。他承袭固山贝子，终日挎枪走马，不务正业，最后只好把王府剩余部分卖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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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瀛的儿子如长子溥伒（即溥雪斋）、五子溥僩（即溥毅斋）、六子溥佺（即溥松窗）、八子溥佐（即溥庸斋）为生计所迫，卖画维生。幸好自幼习画，刻意钻研，日后都成为著名画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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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亲王奕的二子载漪即端郡王，自庚子事变后定为“祸首”发往新疆，以后长年生活于边远地区，其家的破落较为特殊。端王发往新疆由西安启程，中途改道西北方向，往投内蒙古阿拉善的罗王府。清代宗室王公与蒙古贵族一向互通姻好，端王福晋是罗王的妹妹。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直到宣统三年（1911），端王在罗王府一住11年。民国初年，辗转宁夏、甘州等地。民国16年（1927），病逝于宁夏。端王长年漂泊在外，主要靠亲友旧属接济，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去世后，其侧福晋为了霸占4万余两现银和50余箱古董的遗产，用1万两现银和10箱古董买通当地军阀，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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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王诸子中，长子溥僎曾授一等镇国将军，为尽孝道，于庚子年奏准随父侍奉。端王居住于甘州张掖时，溥僎发现当地百姓患病死亡率很高，主动为百姓治病。溥僎在北京时深爱医术，曾随太医院名医赵立臣学医十数年，医道精湛。行医不久，良医的名声传遍整个甘州。远近求医者很多，以至在住地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镇国将军给老百姓看病”，确是亘古未有之事。民国10年前后，溥僎突然在当地病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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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王次子即大阿哥溥儁，被废出宫后，奉命“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本支。其时，端王兄弟中惟四弟载瀛未获罪，因降袭贝勒，成了惇亲王府的继承人。溥儁归宗后，载瀛未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给他财产。王府地租收入每年只分给他几百两，比其他兄弟少几十倍。民国初年，溥儁凭着自己曾为“大阿哥”这块牌子，先后当了几届挂名参议，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津贴，再加上从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娶内蒙古罗王之女所得的大笔妆奁费和馈赠，生活居然富裕起来。但他逐渐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到戏楼、酒馆鬼混，不久又捧上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每日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以后学会了抽鸦片，开支有增无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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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0年（1921），由于政治上的变动，溥儁的挂名参议被取消，地租收入也很快断绝。从此以后，便处于坐吃山空，逐渐破产的地步。民国17年（1928），他借口“生活困难”，将王府内分给端王一系的房产卖了几千块现洋。有钱后不知勤俭度日，仍然大吃大喝吸鸦片，很快将这笔钱挥霍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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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儁为生活所迫，只得让妻子向其兄塔王（罗王的儿子，时任蒙藏院总裁）求借。最后干脆“寄人篱下”，搬入塔王府居住。塔王去世后，塔王侧福晋吩咐手下人对溥儁夫妇不要以亲戚相待，让他们搬到马号附近的几间小房子居住。溥儁遭到冷遇，情绪沮丧，又无力搬出府去自谋生活，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塔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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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承郡王府——顺承郡王由勒克德浑（代善孙）始封，光绪七年（1881）传至纳勒赫，为第十世。纳勒赫曾任鸟枪营管理大臣、阅兵大臣、镶黄旗都统，管理过圆明园，另外还担任宗人府右宗人。光绪帝大婚时，赐食全俸（即银5000两）。二十年（1894），以慈禧太后60大寿，赐给纳勒赫每年加银2000两。[54]加上右宗人每月津贴200两（一年2400两）。郡王府一年的俸饷收入不低于1万两。俸米一项一年也有1000多石。王府有地3000多顷，分布在京郊、沈阳等处。京城内有房300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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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年俸取消，家庭收入只有地租一项。但由于开支庞大，入不抵出，就陆续变卖庄地。到民国6年（1917）纳勒赫去世时，大部分土地已被变卖，只有定兴县的800顷土地还在名下。纳勒赫子文仰宸“袭封”王爵后，为弥补亏空，将王府租给一皖系军阀。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系军阀进驻北京，将王府全部占用。几经交涉，奉系用7万银元贱价买下。文仰宸用这笔钱置买房宅一所，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坐吃山空。民国17年（1928），定兴800顷土地被旗产管理局全部卖光。日伪时期，他将王左胡同的房产又卖了大部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靠银行利息及变卖金、玉器、家具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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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仰宸亦如其他一些破落贵族，自认为是“亡国奴”，“与民国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55]所以，民国时代有人给他介绍工作时，均遭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利用溥仪充当傀儡皇帝。文仰宸闻讯，以为复辟有望，兴冲冲前往东北投靠“自己的组织”。最初在伪军官训练处学炮兵，一年半毕业，分发沈阳预备炮兵队任队副，官衔少尉。一年后，感到在当地同样受气，抬不起头来，又跑回北京。当了三个月的西陵守卫，辞职后赋闲在家，为了糊口，有时作画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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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亲王府——第一代定亲王为乾隆帝长子永璜，至第五代溥煦，袭封定郡王。溥煦为人乐善好施，常给穷人钱米，买鸟放生。一生毫无建树，多年不进宫廷，因不当差，有时还被罚俸。死后，由毓朗降袭贝勒。毓朗于光、宣之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步军统领、军谘府大臣、军机大臣，颇为摄政王载沣倚重。逊帝溥仪在谈到清朝覆亡时曾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是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三贝勒指载洵、载涛和毓朗。[56]由此可见毓朗在清季政坛中责任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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