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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但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失去了保证。定王后裔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毓朗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畿、河北每年能收地租七八千元。民国9年（1920），毓朗去世，定王一系子孙生活愈发困难，最终决定出卖王府。定王府第位于西城缸瓦市，占地40余亩，是京城内一座很著名的府第。《啸亭续录》曾提到第二代定亲王绵恩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定王府原为清初巽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府第的一部分，前后经营了200多年。民国17年（1928），由毓朗子恒馞、毓盈子恒兰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出洋15万。恒馞是京城内有名的纨绔子，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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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王府的变化，是民国年间宗室贵族殊途同归走向破落的一个缩影。尽管收入中断，依旧挥霍无度，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王府、土地、珍宝、古董维生。再加上日伪及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富商大贾和外国教会的巧取豪夺，他们中多数人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关于这类贵族的结局，见于记载的还有另外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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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礼亲王金睿铭，晚年家境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位于海淀镇的名园抵债售予同仁堂。民国16年（1927），礼王府的前半部分租与了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32年（1943），经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将王府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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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公载泽，宣统年间长度支部，财权在握，入民国后，因府用浩繁，生计日绌。府中管事人某，把持府中诸事。遇有用款，由他向外挪借。其实所借之款，多是他历年所侵蚀，而另由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知其弊，但事不躬亲，已成习惯。若干年后，凡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动产等项，概入管事人之手。府用益形拮据。管事人看到已无利可图，拒绝代为借款，载泽病故时，几至无以为殓。载泽有女年已及笄，自愿鬻身葬父。幸得故旧闻知，发起泽公遗族维持会，垫款完葬并偿还旧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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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的官司。[59]有的王公子弟，穷途末路，竟至掘祖坟，盗宝物。[60]他们不仅不能恪守祖训，连起码的廉耻之心都丧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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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四 复辟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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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清王朝，使爱新觉罗皇族及宗室王公从权力地位的峰巅猛跌下来。某些不识时务者，从跌落之日起，即把复辟迷梦作为最高理想。他们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便把复辟梦的实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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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皇室成员一系列复辟活动中，肃亲王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对清帝实行逼宫时，反对清帝退位态度最坚决的就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宗室良弼以及时任江宁将军的铁良。良弼祖父就是在《南京条约》中代表清廷蒙受耻辱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本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为宗室中少壮派将领，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顿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北京。清帝随即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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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善耆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安排下，潜往旅顺的日本租借地。途中曾赋诗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首看烽火，中原落照红。”[61]用以寄托他的“亡国”之恨。从此，他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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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肃亲王善耆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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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肃忠亲王遗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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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袁世凯东山再起时，良弼、铁良、溥伟等人就组织了所谓“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对抗革命。善耆到旅顺后，联络溥伟、铁良、陕甘总督蒙古人升允等人，重组宗社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先后发起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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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民国元年（1912）。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誓约书，将东北铁路、矿产，以及外交、军事、行政诸权力让与日本，以换取日本援助，实现清朝的复辟。在东北，以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以“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名义，在满铁沿线长春、公主岭、铁岭、开原、昌图、辽阳、本溪、海城等处蛊惑煽动，招兵买马，鼓吹“剿灭革党，恢复社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善耆妹夫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内蒙古起兵叛乱。这些活动均遭到失败。日本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失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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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年（1915），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爆发，政局动荡。由川岛浪速等人策划，议将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与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联合起来，于东北的西部和南部同时起兵叛乱。为筹措经费，善耆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约定事成之后，给予大仓财阀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流域森林采伐及流放木材、征收厘税等特权。[63]善耆得到借款后，招募马贼在大连一带训练。同年七月，巴布扎布在日本军官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叛乱，得到善耆等人响应。不久，巴布扎布叛匪被击退。其本人于数月后遇刺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再告失败。此后，宗社党的活动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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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逊帝溥仪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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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64]38个子女，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65]民国11年（1922）善耆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卖国活动。伪满洲国时，善耆的七子金璧东（宪奎）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了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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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帝溥仪3岁即位，6岁逊位，民国13年（1924）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已是19岁成年。宗室旧贵族和一些遗老企图复辟清王朝的行动和言论，使溥仪自幼就感到“亡国之痛”，并以“恢复祖业”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被赶出宫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顺应局势变化，放弃帝王尊号，做一个拥有巨额家资的民国“平民”；二是争取国民政府的优待，实现“复号还宫”，重过“小朝廷”生活；三是“借外力谋恢复”。[66]在郑孝胥等人的操纵和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先是逃入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既而潜往天津日本租界。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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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7年（1928）发生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对溥仪来说是继被驱出宫后又一次强烈的刺激。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是乾隆等五帝和十四个皇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出身的流氓军人，投靠蒋介石后任四十一军军长。他借“军事演习”名义，封锁马兰峪一带，将裕陵（乾隆陵）和慈禧陵地宫内的殉葬财宝盗掘一空。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遗骨被抛撒践踏于泥污中。此事使皇室旧族和遗老们痛彻心脾、无比激愤，也使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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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翌年3月，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建立，溥仪先是就任伪“执政”之职，后来就充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把此举看成是“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良机，实际上，却是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开端。直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共做了2年“执政”，12年傀儡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