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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年（1915），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爆发，政局动荡。由川岛浪速等人策划，议将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与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联合起来，于东北的西部和南部同时起兵叛乱。为筹措经费，善耆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100万元，约定事成之后，给予大仓财阀以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流域森林采伐及流放木材、征收厘税等特权。[63]善耆得到借款后，招募马贼在大连一带训练。同年七月，巴布扎布在日本军官的直接参与下发动叛乱，得到善耆等人响应。不久，巴布扎布叛匪被击退。其本人于数月后遇刺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再告失败。此后，宗社党的活动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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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逊帝溥仪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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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64]38个子女，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65]民国11年（1922）善耆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也搞起了卖国活动。伪满洲国时，善耆的七子金璧东（宪奎）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了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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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帝溥仪3岁即位，6岁逊位，民国13年（1924）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已是19岁成年。宗室旧贵族和一些遗老企图复辟清王朝的行动和言论，使溥仪自幼就感到“亡国之痛”，并以“恢复祖业”作为自己的最高志向。被赶出宫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顺应局势变化，放弃帝王尊号，做一个拥有巨额家资的民国“平民”；二是争取国民政府的优待，实现“复号还宫”，重过“小朝廷”生活；三是“借外力谋恢复”。[66]在郑孝胥等人的操纵和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先是逃入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既而潜往天津日本租界。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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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7年（1928）发生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对溥仪来说是继被驱出宫后又一次强烈的刺激。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是乾隆等五帝和十四个皇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出身的流氓军人，投靠蒋介石后任四十一军军长。他借“军事演习”名义，封锁马兰峪一带，将裕陵（乾隆陵）和慈禧陵地宫内的殉葬财宝盗掘一空。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遗骨被抛撒践踏于泥污中。此事使皇室旧族和遗老们痛彻心脾、无比激愤，也使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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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翌年3月，由日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建立，溥仪先是就任伪“执政”之职，后来就充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把此举看成是“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良机，实际上，却是他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开端。直到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共做了2年“执政”，12年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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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14年间的罪恶历史，已有大量史籍行世，这里不再赘述，只想从爱新觉罗家族史的角度，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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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溥仪个人来说，作为清朝末帝，其所作所为，原是出于“恢复大清基业”的目的。他在东陵事件后，曾当着痛哭流涕的宗室人等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有我在，大清便不会亡！”[67]他甘心投靠日本人，就是希望借此机会，实现复辟夙愿，重登“大清皇帝”的宝座。而日本人扶植溥仪上台，却另有打算，企图利用他“宣统皇帝”的旧招牌，推行鲸吞中国的侵略政策。关东军的宣传手册明言：“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皇道精神的发展。”关东军还强调，溥仪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68]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后，恢复“祖制”的企图屡屡受挫，是很自然的，到最后竟落到“数典忘祖”的地步，例如：从日本请回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供奉于“建国神庙”，将它作为自己的祖宗按时祭拜。又如溥仪不能生育，日本人就安排其弟溥杰与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婚。随即颁布的《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有关规定中，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弟之子”，就是嵯峨浩之子。从“建国神庙”的设立，到《帝位继承法》的颁布，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移花接木”之计。于是，溥仪成了上无祖先，下无子孙，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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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溥杰在日本东京千叶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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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人的阴谋诡计，连溥仪的亲近臣僚都感到愤慨，如胡嗣瑗说：“谁无祖宗，谁无子孙，现在爱新觉罗氏连祖先都不认了，子孙也变种了，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69]当溥仪走上认贼作父的可耻道路时，不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民族，也严重玷辱了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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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爱新觉罗皇室近支来说，真正追随溥仪左右的寥寥无几。溥仪的父亲载沣从摄政王位退位藩邸后，虽然也有过“惟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生存下去”的念头，但是对于伪“满洲国”却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他只在1936年到长春探望过溥仪一次，居住月余，便执意回家。其叔父载涛的态度更加鲜明，早在溥仪与日本人勾结之初，他就极力反对。溥仪逃往东北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仪完全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只能充当俯首帖耳、为人所用的儿皇帝。”[70]日伪时期，载涛生活拮据，当溥仪派人请他到伪“满洲国”就任伪职时，却被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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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之孙溥儒（溥伟之弟）也很明智。他平日胸怀比较淡泊，专心钻研国画，不大过问政治。对溥仪所为则素怀不满。溥仪当了伪满傀儡后，日本人不许他奉祭爱新觉罗氏的列祖列宗，连要求祭拜三陵都被日方所阻，引起了溥儒的极大愤慨。他曾经在给友人信中写道：“未有宗庙不立而能立国者。”[71]溥仪在长春14年，溥儒一次也不曾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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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亲王多尔衮的第十三世孙金寄水的铮铮铁骨也很值得推崇。金寄水，原名颐丰，按爱新觉罗世系序列，辈分应与“启”字雁行。“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22岁的金寄水偕两弟两妹生活。当时家计日蹙，只能靠典卖字画古玩等浮财度日。此际有人愿帮他在社会上谋个职务，他总是说：“我怎能为五斗米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一再拒而不就。1939年，伪满“宗人府驻京办事处”动员他去“新京（指伪满洲国‘首都’长春）承袭‘睿亲王’世爵”，他断然拒绝，表示：“金某人纵然饿死长街，也不能向石敬塘辈称臣!”这样，他硬撑着熬过了8年沦陷生活。当时他曾写过一首诗：“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72]是其生活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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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室的王公子弟，约可分为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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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凭借祖产，席丰履厚，坐拥三妻四妾，万事不关心，只图个人享受。如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便是此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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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类则自鸣清高，将精神寄托于翰墨之中。如溥儒（字心畬）、溥伒（雪斋）、溥佺（松窗）等人。遗老们曾将溥儒比作明末石涛、八大山人之流。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子，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是明楚藩之后，原名朱耷。明亡后，两人均遁入空门，寄情翰墨。清朝遗老推许溥儒的洁身远引，是有其道理的。溥儒等人虽疏远于政治，但在外敌当前，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却能明辨事非，采取正确立场，也是受到人们尊敬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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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溥儒（心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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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则是不甘心清朝灭亡，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者。如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逊帝溥仪等人。即使在皇室近支里，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伪满时期，纠集在溥仪身边的亲贵子弟主要有：溥杰、溥俭（载漪子），溥佐（载瀛子），溥佳（载涛子，溥仪赐名金智元），宪原、宪基、宪均（善耆子），毓（后改为毓嵣，溥绰子），毓（溥修子），毓岱、毓嶦（溥伟子），溥偀（载泽子），毓崇（溥伦子），毓嵒（溥偁子），毓慈（溥绍子）等。多数还是未成年少年。溥仪将他们召集到身边，刻意培养，原指望成为恢复祖业中的“股肱”。但是连溥仪自己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偶，这个希望自然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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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终于收场了。8月8日，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洲国境内。溥仪等人仓皇出逃，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溥仪的复辟梦彻底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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