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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王次子即大阿哥溥儁,被废出宫后,奉命“认祖归宗”,仍归惇亲王本支。其时,端王兄弟中惟四弟载瀛未获罪,因降袭贝勒,成了惇亲王府的继承人。溥儁归宗后,载瀛未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给他财产。王府地租收入每年只分给他几百两,比其他兄弟少几十倍。民国初年,溥儁凭着自己曾为“大阿哥”这块牌子,先后当了几届挂名参议,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津贴,再加上从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娶内蒙古罗王之女所得的大笔妆奁费和馈赠,生活居然富裕起来。但他逐渐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到戏楼、酒馆鬼混,不久又捧上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每日吃喝玩乐,挥霍无度。以后学会了抽鸦片,开支有增无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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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0年(1921),由于政治上的变动,溥儁的挂名参议被取消,地租收入也很快断绝。从此以后,便处于坐吃山空,逐渐破产的地步。民国17年(1928),他借口“生活困难”,将王府内分给端王一系的房产卖了几千块现洋。有钱后不知勤俭度日,仍然大吃大喝吸鸦片,很快将这笔钱挥霍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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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儁为生活所迫,只得让妻子向其兄塔王(罗王的儿子,时任蒙藏院总裁)求借。最后干脆“寄人篱下”,搬入塔王府居住。塔王去世后,塔王侧福晋吩咐手下人对溥儁夫妇不要以亲戚相待,让他们搬到马号附近的几间小房子居住。溥儁遭到冷遇,情绪沮丧,又无力搬出府去自谋生活,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塔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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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承郡王府——顺承郡王由勒克德浑(代善孙)始封,光绪七年(1881)传至纳勒赫,为第十世。纳勒赫曾任鸟枪营管理大臣、阅兵大臣、镶黄旗都统,管理过圆明园,另外还担任宗人府右宗人。光绪帝大婚时,赐食全俸(即银5000两)。二十年(1894),以慈禧太后60大寿,赐给纳勒赫每年加银2000两。[54]加上右宗人每月津贴200两(一年2400两)。郡王府一年的俸饷收入不低于1万两。俸米一项一年也有1000多石。王府有地3000多顷,分布在京郊、沈阳等处。京城内有房300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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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年俸取消,家庭收入只有地租一项。但由于开支庞大,入不抵出,就陆续变卖庄地。到民国6年(1917)纳勒赫去世时,大部分土地已被变卖,只有定兴县的800顷土地还在名下。纳勒赫子文仰宸“袭封”王爵后,为弥补亏空,将王府租给一皖系军阀。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奉系军阀进驻北京,将王府全部占用。几经交涉,奉系用7万银元贱价买下。文仰宸用这笔钱置买房宅一所,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坐吃山空。民国17年(1928),定兴800顷土地被旗产管理局全部卖光。日伪时期,他将王左胡同的房产又卖了大部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靠银行利息及变卖金、玉器、家具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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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仰宸亦如其他一些破落贵族,自认为是“亡国奴”,“与民国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55]所以,民国时代有人给他介绍工作时,均遭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利用溥仪充当傀儡皇帝。文仰宸闻讯,以为复辟有望,兴冲冲前往东北投靠“自己的组织”。最初在伪军官训练处学炮兵,一年半毕业,分发沈阳预备炮兵队任队副,官衔少尉。一年后,感到在当地同样受气,抬不起头来,又跑回北京。当了三个月的西陵守卫,辞职后赋闲在家,为了糊口,有时作画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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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亲王府——第一代定亲王为乾隆帝长子永璜,至第五代溥煦,袭封定郡王。溥煦为人乐善好施,常给穷人钱米,买鸟放生。一生毫无建树,多年不进宫廷,因不当差,有时还被罚俸。死后,由毓朗降袭贝勒。毓朗于光、宣之季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步军统领、军谘府大臣、军机大臣,颇为摄政王载沣倚重。逊帝溥仪在谈到清朝覆亡时曾说:“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是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三贝勒指载洵、载涛和毓朗。[56]由此可见毓朗在清季政坛中责任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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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但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失去了保证。定王后裔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毓朗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畿、河北每年能收地租七八千元。民国9年(1920),毓朗去世,定王一系子孙生活愈发困难,最终决定出卖王府。定王府第位于西城缸瓦市,占地40余亩,是京城内一座很著名的府第。《啸亭续录》曾提到第二代定亲王绵恩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定王府原为清初巽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府第的一部分,前后经营了200多年。民国17年(1928),由毓朗子恒馞、毓盈子恒兰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出洋15万。恒馞是京城内有名的纨绔子,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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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王府的变化,是民国年间宗室贵族殊途同归走向破落的一个缩影。尽管收入中断,依旧挥霍无度,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王府、土地、珍宝、古董维生。再加上日伪及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富商大贾和外国教会的巧取豪夺,他们中多数人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关于这类贵族的结局,见于记载的还有另外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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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礼亲王金睿铭,晚年家境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位于海淀镇的名园抵债售予同仁堂。民国16年(1927),礼王府的前半部分租与了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32年(1943),经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将王府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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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国公载泽,宣统年间长度支部,财权在握,入民国后,因府用浩繁,生计日绌。府中管事人某,把持府中诸事。遇有用款,由他向外挪借。其实所借之款,多是他历年所侵蚀,而另由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知其弊,但事不躬亲,已成习惯。若干年后,凡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动产等项,概入管事人之手。府用益形拮据。管事人看到已无利可图,拒绝代为借款,载泽病故时,几至无以为殓。载泽有女年已及笄,自愿鬻身葬父。幸得故旧闻知,发起泽公遗族维持会,垫款完葬并偿还旧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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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的官司。[59]有的王公子弟,穷途末路,竟至掘祖坟,盗宝物。[60]他们不仅不能恪守祖训,连起码的廉耻之心都丧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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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四 复辟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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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清王朝,使爱新觉罗皇族及宗室王公从权力地位的峰巅猛跌下来。某些不识时务者,从跌落之日起,即把复辟迷梦作为最高理想。他们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便把复辟梦的实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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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皇室成员一系列复辟活动中,肃亲王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对清帝实行逼宫时,反对清帝退位态度最坚决的就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宗室良弼以及时任江宁将军的铁良。良弼祖父就是在《南京条约》中代表清廷蒙受耻辱的大学士伊里布。良弼本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为宗室中少壮派将领,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顿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北京。清帝随即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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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善耆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安排下,潜往旅顺的日本租借地。途中曾赋诗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首看烽火,中原落照红。”[61]用以寄托他的“亡国”之恨。从此,他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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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肃亲王善耆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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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肃忠亲王遗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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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袁世凯东山再起时,良弼、铁良、溥伟等人就组织了所谓“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对抗革命。善耆到旅顺后,联络溥伟、铁良、陕甘总督蒙古人升允等人,重组宗社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先后发起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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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民国元年(1912)。善耆与川岛浪速签订誓约书,将东北铁路、矿产,以及外交、军事、行政诸权力让与日本,以换取日本援助,实现清朝的复辟。在东北,以善耆为首的宗社党人,以“大清帝国勤王军总司令部”名义,在满铁沿线长春、公主岭、铁岭、开原、昌图、辽阳、本溪、海城等处蛊惑煽动,招兵买马,鼓吹“剿灭革党,恢复社稷”。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善耆妹夫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在内蒙古起兵叛乱。这些活动均遭到失败。日本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失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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