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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恭亲王溥伟之弟）的画与张大干齐名，号称“南张北溥”。沦陷时期，未曾去过伪满洲国，为时人所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特邀其代表满族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时被邀的还有满族代表毕天民（医生）和穆精阿（新疆满族）。毕天民代表满族发言时，会上曾发生争执。事后有报纸诋毁“满族代表扰乱会场”。消息传到北平，在满族中引起很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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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溥儒（心畬）行草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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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回到北平，和溥芸子（大学教授）、宪度之（肃亲王善耆第十九子宪容）等人联络满族同胞，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作为进一步要求平等待遇的后盾。首批入会者多是文化界人士，遂定会名为“满族文化协进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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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进会以溥儒为理事长，下设理事、监事若干人，后改名“满族协会”。由于入会者踊跃，在北平内外城各区及各营房，西部外火器营、圆明园、健锐营等处，设立了会员登记处。满族协会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解决满族升学、就业，禁止上演污辱满族的电影戏剧，与蒙、回、藏诸族平等待遇问题，均不了了之。接着，遇到两起事件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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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起，蓝鹰剧团事件。国民党蓝鹰剧团演出话剧《太平天国》，剧中骂满族是“狗达子”。引起京旗满族的愤怒。满族协会了解到蓝鹰剧团很有来历，仍向有关当局要求删去或改换污辱满族的台词。不久蓝鹰剧团赴他市演出，这起事件随即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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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电影《十三号凶宅》事件。《十三号凶宅》电影在中南海拍摄外景时，演员王元龙身着满族袍褂，向围观群众说：“我是满洲人的老祖宗。”激怒了在场的满族人。翌日溥儒主持召开理事会，命人草拟呈文及抗议信。王元龙慑于众怒，书面致歉。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十三号凶宅》上演，方知是以清朝郑王府为背景，极尽污辱之能事。电影梗概是：庚子之乱中，郑亲王被八国联军捉住，用马拖死。家境败落后，郑王后裔兄妹通奸，既而生出一女，长大后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只能夜间出来活动。后有两个大学生租住此宅，每夜看见鬼影幢幢，惊惧异常。看房人（即此女之父）遂为学生讲述郑王府的悲惨遭遇和没落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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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节均属编造。末代郑亲王金昭煦向北平法院控告《十三号凶宅》有意污辱。《十三号凶宅》电影组自诉只是艺术加工，够不上污辱罪名。双方唇刀舌剑，相持不下。幸好郑王是中国大学的校董，中大学生出面支援，满族协会也予以声援。最后此案以说合了结。影方删去污辱镜头，改换郑王府名称，电影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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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太平天国》和《十三号凶宅》两部影、剧，说明满族协会要求禁止污辱满族题材作品上演的呈文并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但久受歧视的满族人，却满足于这两次十分可怜的“胜利”，满族协会随之提高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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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备行宪“国大”。溥儒南下南京，分访要津，第一次争得与蒙、回、藏诸族相等的代表名额（17名）。但满族协会成员的经济状况多十分窘困，以致满族代表名额多数被国民党高官抢去，满族协会理事入选的反寥寥无几。事实上，这时淮海战役已经展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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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六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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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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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满族人民往往受到歧视，许多人改名换姓，隐瞒民族成分。以满族人主要聚居区北京市为例：民国初期约有60万人，到1949年将近40年，满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锐减至3.1万人。[75]据说，全国登记在册的满族人口只有8万人。[76]1949年以后，一部分满族人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从全国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满族有241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增至430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满族已达984万之多。目前，满族人口已逾千万，仅次于壮族，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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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满族人享有区域自治的权利。迄今，全国先后建立了新宾、岫岩、青龙、丰宁、本溪、桓仁、宽甸、清原、伊通、宽城、凤城、北镇等十二个满族自治县（部分县已改市）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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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族历史掀开新篇章时，爱新觉罗氏的嗣裔们也开始了不断平民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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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清摄政王载沣于1951年农历十二月病故后，载涛成了皇室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他在清帝逊位后，没有参与皇帝复辟活动，与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也没有政治联系。新政权给了他很高政治荣誉。1950年6月，经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批准，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曾对他抱歉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没有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77]同年8月，毛泽东签署委任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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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全国普选中，载涛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同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他，他的侄子溥仪改造得不错，应该去看看溥仪。1957年，载涛携三侄女、五侄女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了溥仪和他的两个侄女婿润麟和万嘉熙。同年，载涛被北京市政府任命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在民族事务中做了不少工作。1970年9月2日，84岁高龄的载涛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位清王朝皇叔，至此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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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变化最大的自然还是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到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再到新社会的公民，他经历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看大概也没有先例。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颇为感慨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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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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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政府特赦，从此，他不再是落魄的末代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一位“普通公民“。这是溥仪后半生的起点，也给整个爱新觉罗族裔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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