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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裕仁天皇已经决定了“南进”的国策，意图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下一步就是华北。他指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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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日本不断在缓冲区制造事端，寻找借口逼迫蒋介石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在天津、河北的驻军撤离，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同时压制中国自发的反日行为；《秦土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独立。这样日本就可以控制中国北方一线各省，为从北向南的全面侵略做好了战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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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开始积极策动汉奸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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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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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其他权利和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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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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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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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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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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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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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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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实质上是企图变晋、冀、鲁、绥、察五省为“华北国”即“第二个满洲国”，这样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同时政治、经济、教育以日本利益为主，从而为侵占华中、华南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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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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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日求和的蒋介石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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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一向媚日求和，以达到全力“剿共”的蒋介石也终于感到有些顾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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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天皇破坏和自己的暗约，发动“华北事变”侵占热河时，蒋介石就多少感到引狼入室，“剿共”正值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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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严重地损害了国民政府和“四大家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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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与非法掠夺使国民政府主要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据统计，仅关税一项，从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少约3000万元，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损失，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也迫使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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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重要讲话，尤其在外交方面，他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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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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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表示了日本如果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这说明蒋介石对通过“国联”解决日本危机仍抱有一线希望，而中心要点，仍是“先安内，后攘外”，即以最大力量消灭异己力量，以“忍耐”二字，将“剿共”之战披上了合法外衣，“五全”大会虽然对抗日问题未有重大突破，但表明了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某些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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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北平首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唤起了千千万万人的爱国觉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这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估计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全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人民抗日运动对自己的压力，维护其利益而改变对日态度，因而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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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中旬，日本在天津、青岛增兵，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平津、河北、山西和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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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演讲，对于他的“最后关头”的解释，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现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州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表明了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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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当日本提出华北自治七项条件时，蒋介石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在提出的对案中明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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