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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氏已完成两任“总统”的任职。按照早已灭亡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6年，连选连任一次”。如果再度连任，即属于“违宪”。蒋氏既要再当“总统”，又要避开“违宪”之嫌。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修改“宪法”。蒋介石连忙摆手说：万万不成。然则不修改“宪法”，蒋氏又怎么连任呢？这可忙坏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后来不知是哪位心腹想了一个高招，即通过大法官会议做成解释决议，以台湾现有“国大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可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坚持不修“宪”，又使蒋氏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何乐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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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蒋介石让他班底连夜通知，召集“国大代表”会议，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家做了个举手之劳，3月11日修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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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蒋氏的这一举动实属荒谬可笑，因为当时台岛完全处在蒋氏的独裁专政之下，又在军事戒严期，谁敢说话就会被扣上“共匪同路人”的红帽子，但仍有人对蒋的荒谬之举进行发难、对独裁进行挑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雷震和主要撰稿人殷海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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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6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研究宪法学与政治学，接受现代民主理论的训练。在政治方面，他经验老到。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等职。1931年后从学界进入政界，上世纪40年代，雷震深受蒋介石信任，从抗战末期到行宪之初，历任参政会、政协及制宪国大的正副秘书长职务，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并参与制宪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他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监事”，以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负责人。同时，他也多次去香港，与香港的“第三势力”进行沟通和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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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没有雷震那样的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独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金陵大学主笔。1949年赴台，8月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1958年升为正教授），11月担任《自由中国》编委。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书评和论文，他还翻译了海耶克（大陆译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开始在《自由中国》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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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也因为常激越地批评时政而与执政当局发生冲突。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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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中国》的刊名上可以看到雷震和殷海光身上闪光的东西。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启蒙者。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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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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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的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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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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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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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来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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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物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力之争。他衷心相信，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提供他们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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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巨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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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15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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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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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雷震与殷海光的发难，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茬，表现得宽宏大度，如期举行“总统”大选，3月22日，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如意当选第三任正、副“总统”。且说蒋介石对他的违宪行为不仅不感到内疚，反而大言不惭地标榜这是“民主的典范”。是民主还是独裁，台湾人民心里都是有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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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4日，就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四个月，便撕下宽宏大度的面纱，下令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同时逮捕主编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三人，罪名是“煽动叛乱”、“包庇匪谍”，四人分别被判处徒刑10年、12年、7年和5年。《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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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蒋介石时问及雷震被捕原因，蒋说：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刊登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他说：“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是有法律依据的”。蒋介石还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等组建反对党的事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可参加颠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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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种栽赃于人与欲盖弥彰的说法，不仅不能为广大公正史学家所接受，就连台湾“监察院”也对此案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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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国著名学人、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于“雷案”发生后，即自美国接连电告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对雷震被捕表示抗议。第二封电报长达2000字，要求释放雷震，并抄给台北李万居的《公论报》发表，经《公论报》一再研究，觉其措辞严厉，不敢全文发表，只发表了部分内容。据外电报道，这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是抨击台湾当局独裁挑战民主，拘捕雷震；二是反对蒋介石传位于子，让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三是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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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民党对“雷案”的判决，不仅在台湾岛内引起舆论哗然，而且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制造了轰动中外的“雷震事件”，引起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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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开道，逼陈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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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事件后，蒋介石照当他的“总统”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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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他的第三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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