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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60年的5月，这天蒋介石6点起床，起床后静坐片刻，再到健身房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这时，蒋经国过来，向父亲请了安，顺便谈一下当天的工作安排，正要转身离开时，老蒋叫住了小蒋说：“你给我推荐的那个宪兵团长，让我过目一下。”因为蒋介石为政多年，他相信面相，相信个人第一感觉。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需蒋介石亲自过目核定。当他深思熟虑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纸上刊登，致使一些调动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虚位出缺，蒋经国推荐他的二处处长陈其东出任。在经国的安排下，陈其东当天下午到了“总统府”，拜见了“总统”。当时蒋看到他仪表堂堂，五官端正，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的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陈的家眷在何处？陈答在湖南湘潭。蒋听后告陈先回去，最后任命书迟迟未能发表。蒋之所以不同意陈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陈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由此说明蒋介石与毛泽东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也是他选人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排挤毛泽东的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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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总统”，蒋介石相信面相，相信风水。他认为之所以能当“总统”，是他浙江奉化老家的风水好，祖宗的坟地埋得是个地方。另外，他之所以一个劲地反攻大陆，还有一层说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家乡的坟墓不要被共产党扒了，风水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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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老年，越是想家，叶落归根，是他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还有望子成龙，传位于子。想来想去，这种迫切感竟超过了“反攻大陆”。想想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等势力虽然被清除了，但阻碍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障碍在哪里呢？他清楚地看到了陈诚势力——这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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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陈诚之所以深得蒋介石信任，是因为蒋介石用人严守传统亲谊观念，所用的不是他的黄埔系就是同乡。而陈诚不仅具有这双重身份，还对主子绝对忠诚，且他不贪污、家教严谨。正因为如此，陈诚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由蒋介石提名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国民党八大召开时，陈诚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1960年陈诚再度当选“副总统”。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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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诚是蒋接班人的说法，一开始就有争议，特别是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人，他们不以为然，说：“这都是不了解内情的人说的话。真正的接班人是我们的经国部长。”据蒋经国心腹孙家麒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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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自1954年5月20日，陈诚先生就任副总统之日起，继承权便已开始转移了。这话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副总统的地位，虽然是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但并无实际力量，纵使再兼一个行政院长，在我们这个事实上等于总统制的国家里，行政院长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俞鸿钧先生虽任行政院长，还不是等于一名“高级传达”？第二：陈诚先生虽然飞黄腾达甚早，然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方面，确是瞠乎人后；同时他对老先生忠心耿耿，很少培植私人势力结党营私，所以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集团，充当他的政治资本。第三：他的年龄虽比老先生年轻十几岁，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较老先生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太子先生则和他恰恰相反，在这三方面都比他优越得多。在此之前，两人明争暗斗相当尖锐。有时他还当面故意给太子以难堪，但自登上“副总统”宝座之后，态度忽而大为改变，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一派礼贤下士的样子，即对太子先生也委曲求全，遇事隐忍。大概他以为自己业已坐上第二把交椅，老先生百年之后，继任者舍我求谁？因而放心大胆，笃定泰山了。这位先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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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说法颇有一定道理，后来陈诚在蒋介石努力寻求第三次连任的问题上，看出了问题的实质，蒋并不想把身后的“总统”之位让给他，原来他太天真了。后来，陈诚又被蒋的打手反咬一口：说是陈诚与反对蒋氏连任的雷震先生，狼狈为奸，遥相呼应，阻止蒋连任。这一点使陈诚身受其害，顿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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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60年3月，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后，虽然再度授命陈诚“组阁”行政院，此时的陈诚已心灰意冷。顿开茅塞、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行政院长”的请求。蒋介石既想传位于子，但又冠冕堂皇，故不准辞职，给假休养一个月，其职由“副院长”王云五暂代。一月假期届满之后，蒋又准假两月。后因9月中旬台北发生风灾，陈诚结束休假，勉强视事，但未打消辞意。同年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实则在逼陈诚交权。陈诚听出其意，他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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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五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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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到。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起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太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既不高，也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而严家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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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为国民党效尽犬马之劳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于爱“国”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场，心情不畅，旧病复发。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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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三十七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做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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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病逝台北，他的夫人谭祥、长子陈履安、次子陈履洁、长女陈幸、次女陈平均服侍在侧。陈诚病逝，对蒋氏父子而言既悲且喜。悲的是从此蒋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在上个世纪5 0年代末6 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心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故此，蒋氏父子为陈诚大办丧事，其规模当是台湾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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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国，研究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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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陈诚逝世后，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一是威严不足，二是又怕耻于天下人笑话，于是蒋介石在1966年3月第四届荣任“总统”之后，把陈诚留下来的这个“副总统”之位交给了严家淦，对经国严加培养，提示经国要读点哲学，看问题就会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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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蒋介石不信“马列”，独信王阳明哲学。这是鲜为人知的。他一生著述颇丰，但是理论著作只有王阳明哲学研究。他很崇拜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因为王阳明也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阳明西路以北的武胜门西侧。在大陆时，他曾登过龙泉山北麓，到过武胜门王阳明的故居，对王阳明的身世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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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又名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因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系浙江人，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提督军务都御史。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叛军十万，势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顺流而下。一路克安庆，逼南京，大有挥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势，明朝廷上下震动，惊慌失措。这时，驻守在丰城的赣南巡抚王阳明迅速赶到吉安，果断决策，调集军队，直捣叛军老巢南昌。朱宸濠闻讯，急忙回师救援，王阳明与叛军大战鄱阳湖，仅用了35天时间，王阳明就大败叛军，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乱几乎是在谈笑间平定了。可是，王阳明立了如此大功，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反而遭到一系列的毁谤与陷害。明武宗甚至觉得王阳明这么快就轻而易举平定了叛乱丢了自己的面子，认为像这样的战斗应由他亲自带兵南征才能显示“皇威”。宦官张忠之流又诬陷他与朱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阳明放了朱宸濠让他率军与朱宸濠再战……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同时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这样顾全了皇帝的面子，才保证了王阳明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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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后来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找到了理论支持。因此，他便与王阳明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退到台湾后，也把王阳明的论著带到了台湾。又将他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以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与此同时，他又在草山创立了反攻大陆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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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还让蒋经国深入了解王阳明哲学。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生日。14日，蒋介石从日月潭给他寄来了一封情感交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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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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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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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其信，不难看出蒋介石写信的目的，或情或理，情理交融，就是要教会蒋经国用什么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复国”的历史使命。据说蒋经国在生日这天向亲朋宣读了这封信，听者无不涕感和落泪。经国不愧是蒋介石的儿子，在查阅圣贤著作后，然后给父亲回应了一封读有收获的长信，现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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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王学的研究，进而发为事功，重要的是贯彻了行的道理。特别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和国父知难行易学说发明贯通，说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学说，是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而行的，亦惟有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才能实现知难行易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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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小蒋接受了老蒋的意见和王阳明的观点。蒋经国在运用王阳明哲学中，与他父亲明显不同的是，他不是把“反共复国”放在第一位，而是重点汲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强调“实践”、“面向未来”、“向下扎根”，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平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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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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