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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危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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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定啦。”载沣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的北洋军和湖北水陆各军。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受袁密令，向汉口的革命军发起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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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接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慑”。黄兴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且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威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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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黄兴偕同夫人徐宗汉与宋教仁、刘揆一等乘江轮到汉口，旋即南渡武昌。黎元洪派代表及乐队、仪仗队在江岸隆重迎接。29日，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赴汉口督师，设指挥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11月2日，北洋军攻占了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黄兴回到武昌。3日，都督府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特建一座拜将台，各机关人员及军队官佐，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会齐军政府参加仪式。台上四角竖立军旗，中央挂着一面大旗，上书“战时总司令黄”。黎元洪在台上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黄兴慷慨陈词道：“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无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难，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敌，然后进攻，收得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献身，均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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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当日即戎装出发，赴汉阳备战，将湖北军队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区，保卫汉阳，并准备反攻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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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攻占汉口后，一方面源源增兵，一方面急欲与武昌军政府谈判。他派蔡廷干、刘承恩带着他的信件来到武昌军政府。呈上信文：“如以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难免以武力解决。”态度之横蛮，间有讹诈，立遭斥责。革命党人把信文公开，民众团体也在军政府门外示威抗议。黎元洪虽心有动摇，但迫于革命党人和示威群众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只是说道：“为项城（袁）计，即令返旆北征，克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蔡廷干和刘承恩在黎元洪卫队的护送下返回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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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试探受挫后，袁世凯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即令冯国璋集中3万兵力猛攻汉阳，企图迫使武昌军政府就范。汉阳民军只有12000多人，不及敌军一半。黄兴指挥民军奋勇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敌军攻入汉阳。黄兴在城破之际，决心与城共存亡，经同志劝止才撤出汉阳，乘轮返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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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人啊，丢人！”黄兴大呼。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兴纵身投水，被左右救起，免于死难。当晚11时，渡江到武昌军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悲愤万分，深以为愧。他分析了汉阳之败，原因有三：“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黄兴主张放弃武昌，攻取南京，但被否决。27日，汉阳失陷，“武汉人心，悲痛异常，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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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最使人忧虑的事是南北议和，此事在革命党内部呼声越来越高，暗中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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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原咨议局议长和铁路总理）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在上海开各省代表大会，但黎元洪却通电全国，要各省代表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以后，虽然各省代表陆续在上海集会，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同意到武昌组建临时政府，这样，就更使黎元洪有资格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同袁世凯谈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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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各省革命党人在建立军政府时，大都效仿湖北的做法，把都督这一最高军政要职交给原来的巡抚或协统等旧官僚。这些旧官僚，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依然两怕：不摘下红顶花翎怕革命党；穿上都督服，却怕半倒不倒的皇帝。可见，他们是一帮混在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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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程德全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为起义筹款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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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收复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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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最大功绩，还不仅在于他能会同宋教仁、谭人凤等筹组中部同盟会，积极策划支援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而是在武昌起义以后，迅速光复上海，影响了整个的革命战局，奠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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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革命党人在陈其美组织下，加紧筹划起事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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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筹备起义的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上海商团公会三方力量，主要负责人是陈其美、李燮和、李英石、李平书、钮永建等人。革命党人除了由同盟会、光复会志士及帮会成员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商团公会所办的地方武装可以依靠外，还得到了淞沪地区部分军警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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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1911年11月3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十三日）上午11时，枪声大作，起义者跳出战壕，边冲边打，率先占领了闸北巡警总局。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驻沪清朝军警纷纷倒向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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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2时许，各路敢死队与商团武装数千人至西门外斜桥西园（也称九亩地）举行了出战誓师大会。陈其美等人上台发表演说，宣布上海光复战开始，在反清中争取独立！起义军应声，口号声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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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义军挥旗向上海县城猛攻，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均很快被占领，上海县知事、道台逃入租界避难。至晚上8时，上海城内外已全部光复。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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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高昌庙，创立于1865年，是当时国内生产新式武器的最大兵工厂之一。革命军若能将制造局控制在手，军火便不愁缺乏。此时的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字楚宝，号弢楼）是安徽合肥人，系李鸿章的外甥，所部卫队300多人，都是安徽老乡，外人无法入手，必须硬碰硬地以武力去对付。另外，防守制造局的，除驻军以外，还有特别巡警队，同时在黄浦江中还泊有一艘炮艇，协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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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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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陈其美赶赴火线，另行组织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前去攻打江南制造局，并亲自动员，随队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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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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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队携带向商团公会借来的40支步枪、子弹若干发，以及自制的土炸弹数枚，由杨谱笙、高子白带队，在陈其美督战下，边掩护边冲击，很快到了制造局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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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一方面也是感到在大局已定的情形下，实在不必要造成敌我双方无谓的人员伤亡，于是他请各同志暂停攻击，自己则准备入局劝降。杨谱笙站出来劝说：“千万不可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万万不能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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