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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的有关报纸作了专门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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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多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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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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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要决意不回台湾吧，根性上的切断、忠道上的失落，更让他深感不安，于是又想蒋介石以前诸多的好处，尤其是鸡场那场大火，老蒋得知后，慷慨解囊，给靠借钱度日的陈立夫莫大的慰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幸在此期间，蒋公了解我的困窘，虽然我从未张口，他却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几乎成了我偿还借债的固定来源，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很感激蒋公的关怀。”1963年来，陈诚淡出政界后，蒋家子承父业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蒋介石频频发来信息和信号，多次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许以“联合国大使”、“驻日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等头衔，请陈立夫挑选。此时陈不问政治的决心弥坚，对上述安排一律不感兴趣，虽说拒绝得很爽快，心里的感动却没有减少，如今追忆起来，还真有点儿苦尽甜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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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这次蒋邀他返台是真心实意的。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具有感情。陈立夫是那种注重感情的人。总之，拗不过情理的作祟，陈立夫撇开子女的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于1966年10月26日回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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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松山机场，他和夫人孙禄卿一下飞机，欢迎的人群如海，人们手中的鲜花向他晃动。更显眼的是，那人群的海洋中有一幅标语：“欢迎陈立夫回台定居。”人们向他挥手。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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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十多分钟才到达。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台湾的军政官员，在蒋经国的带领下，一一与陈立夫握手拥抱。陈立夫再一次涌起感情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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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无助，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动人的场面和历史的镜头，却被警察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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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后，蒋经国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动起来。在这些人流中，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还有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的重要人物，有不少还是陈立夫提拔起来的后生。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有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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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把话筒举到了他的嘴边，为避免人们无端的猜疑，陈立夫借机表示说：“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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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便到“总统官邸”拜见蒋介石。陈立夫倏地发现，气氛真切得出人意料。蒋介石已到门外等待，他紧紧地握住陈立夫的手说：“人老了，总想家乡的事、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啊。”一席话说得陈立夫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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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感怀是人老的一种象征。蒋介石一语道出隐衷，陈立夫也忍不住感慨起来：“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似熬，心中没有一天的平静……”说到这里，感动得语塞，指端竟也微微地颤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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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问：“我给你的信，还有经国的信都收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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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回答：“都收到了，每次阅信，我都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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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在美国怎么样？孩子们都很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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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回答：“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光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孩子们也都已成家，各有所成，只是我和禄卿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朋友，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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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得出对方话里有怨艾，似乎仍为阻碍奔丧的旧事耿耿于怀，便略带歉意地一叹：“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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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到二叔的名字，陈立夫心中“咯噔”一下，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重新清晰起来。他抬头看看老蒋满怀企盼的眼神，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终于点头答应了：“好，我听你老的。”随后，捧出一份寿礼，恭敬地递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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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接拿在手，见是一本书，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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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份寿礼，陈立夫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记得1944年，也是蒋介石过生日，朱家骅为了逢迎讨好，铸造了九个直径二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美国人知道后，大肆渲染，说：“蒋介石叫人给他献九鼎，目的是准备做皇帝。”接着，国内舆论大哗，指责批评的声浪，滚滚而来。蒋介石无端受辱，十分气愤，大骂朱家骅“混蛋”，为此连带着朱仕途受累，一蹶不振。陈立夫明白自己虽不足与当年的朱家骅相提并论，但多少也算是政坛间的敏感人物，万一寿礼送得不妥，平白引来是非口舌，蒋介石不高兴，自己不乐意，何苦呢？于是想到礼轻情重的古训，准备把这几年写的得意之作《四书道贯》献上。一来，表白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言志，非常符合气氛。二来，蒋介石国学的根底深厚，长时期里，被人颂扬的只是军政方面的才干，偶尔有以文为师的机会，他肯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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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美国研习《易经》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陈立夫说得十分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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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在海外影响很大，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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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蒋把陈立夫叫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的前言与结论，写得非常精彩，只是书名太深一点儿。”陈立夫说：“假如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说：“让我再想一想看。”过了两天，蒋介石托蒋经国捎来口信谓：“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所题的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陈立夫见到题字“殊深感激”，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厚爱，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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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官邸出来，陈立夫忽觉脚步格外轻快，不知是归宿落定，还是与“总统”有了新的沟通，反正心里说不尽的舒坦，原本答应就《四书道贯》一题，在台讲十次课的允诺，经不住蒋介石的鼓励，一气讲了七八十次，结果疲累得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回忆录中说：“蒋公看了我送他的作为寿礼的《四书道贯》后，大为激赏，特邀我到慈湖去住一晚，并且要我去各军校讲一讲。……我以为军校不过三四所，不料合起来竟有十几所。……先例一开，计有一百余所学校请我去讲演，待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渐感体力不支，再加上过多的邀宴应酬，终在一场台北国际狮子会讲演中病倒了。经送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蒋公到医院看望我，问医师病况怎样？医师们说：‘很严重。’蒋介石面露焦急的神色，专门从香港请来了名医、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经他诊治，认为‘病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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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立夫就恢复了健康，然后返回美国，做好美国方面的收尾工作，真正到台湾定居已经到了1970年的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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