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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的有关报纸作了专门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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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多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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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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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要决意不回台湾吧,根性上的切断、忠道上的失落,更让他深感不安,于是又想蒋介石以前诸多的好处,尤其是鸡场那场大火,老蒋得知后,慷慨解囊,给靠借钱度日的陈立夫莫大的慰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幸在此期间,蒋公了解我的困窘,虽然我从未张口,他却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几乎成了我偿还借债的固定来源,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很感激蒋公的关怀。”1963年来,陈诚淡出政界后,蒋家子承父业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蒋介石频频发来信息和信号,多次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许以“联合国大使”、“驻日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等头衔,请陈立夫挑选。此时陈不问政治的决心弥坚,对上述安排一律不感兴趣,虽说拒绝得很爽快,心里的感动却没有减少,如今追忆起来,还真有点儿苦尽甜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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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这次蒋邀他返台是真心实意的。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具有感情。陈立夫是那种注重感情的人。总之,拗不过情理的作祟,陈立夫撇开子女的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于1966年10月26日回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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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松山机场,他和夫人孙禄卿一下飞机,欢迎的人群如海,人们手中的鲜花向他晃动。更显眼的是,那人群的海洋中有一幅标语:“欢迎陈立夫回台定居。”人们向他挥手。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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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十多分钟才到达。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台湾的军政官员,在蒋经国的带领下,一一与陈立夫握手拥抱。陈立夫再一次涌起感情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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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无助,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动人的场面和历史的镜头,却被警察挡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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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后,蒋经国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动起来。在这些人流中,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还有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的重要人物,有不少还是陈立夫提拔起来的后生。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有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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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把话筒举到了他的嘴边,为避免人们无端的猜疑,陈立夫借机表示说:“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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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便到“总统官邸”拜见蒋介石。陈立夫倏地发现,气氛真切得出人意料。蒋介石已到门外等待,他紧紧地握住陈立夫的手说:“人老了,总想家乡的事、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啊。”一席话说得陈立夫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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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感怀是人老的一种象征。蒋介石一语道出隐衷,陈立夫也忍不住感慨起来:“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似熬,心中没有一天的平静……”说到这里,感动得语塞,指端竟也微微地颤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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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问:“我给你的信,还有经国的信都收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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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回答:“都收到了,每次阅信,我都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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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在美国怎么样?孩子们都很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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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回答:“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光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孩子们也都已成家,各有所成,只是我和禄卿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朋友,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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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听得出对方话里有怨艾,似乎仍为阻碍奔丧的旧事耿耿于怀,便略带歉意地一叹:“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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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到二叔的名字,陈立夫心中“咯噔”一下,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重新清晰起来。他抬头看看老蒋满怀企盼的眼神,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终于点头答应了:“好,我听你老的。”随后,捧出一份寿礼,恭敬地递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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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接拿在手,见是一本书,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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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份寿礼,陈立夫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记得1944年,也是蒋介石过生日,朱家骅为了逢迎讨好,铸造了九个直径二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美国人知道后,大肆渲染,说:“蒋介石叫人给他献九鼎,目的是准备做皇帝。”接着,国内舆论大哗,指责批评的声浪,滚滚而来。蒋介石无端受辱,十分气愤,大骂朱家骅“混蛋”,为此连带着朱仕途受累,一蹶不振。陈立夫明白自己虽不足与当年的朱家骅相提并论,但多少也算是政坛间的敏感人物,万一寿礼送得不妥,平白引来是非口舌,蒋介石不高兴,自己不乐意,何苦呢?于是想到礼轻情重的古训,准备把这几年写的得意之作《四书道贯》献上。一来,表白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言志,非常符合气氛。二来,蒋介石国学的根底深厚,长时期里,被人颂扬的只是军政方面的才干,偶尔有以文为师的机会,他肯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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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美国研习《易经》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陈立夫说得十分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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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在海外影响很大,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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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蒋把陈立夫叫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的前言与结论,写得非常精彩,只是书名太深一点儿。”陈立夫说:“假如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说:“让我再想一想看。”过了两天,蒋介石托蒋经国捎来口信谓:“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所题的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陈立夫见到题字“殊深感激”,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厚爱,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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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官邸出来,陈立夫忽觉脚步格外轻快,不知是归宿落定,还是与“总统”有了新的沟通,反正心里说不尽的舒坦,原本答应就《四书道贯》一题,在台讲十次课的允诺,经不住蒋介石的鼓励,一气讲了七八十次,结果疲累得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回忆录中说:“蒋公看了我送他的作为寿礼的《四书道贯》后,大为激赏,特邀我到慈湖去住一晚,并且要我去各军校讲一讲。……我以为军校不过三四所,不料合起来竟有十几所。……先例一开,计有一百余所学校请我去讲演,待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渐感体力不支,再加上过多的邀宴应酬,终在一场台北国际狮子会讲演中病倒了。经送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蒋公到医院看望我,问医师病况怎样?医师们说:‘很严重。’蒋介石面露焦急的神色,专门从香港请来了名医、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经他诊治,认为‘病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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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立夫就恢复了健康,然后返回美国,做好美国方面的收尾工作,真正到台湾定居已经到了1970年的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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