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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孙文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孙氏政治观点的坦白?从来没在体制内待过的人,遽然上岗,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事啊!于是乎,孙氏就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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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主”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圆(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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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而且被人分化成以籍贯划线的“系”,即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冯国璋、曹锟的直系,乃至外围的奉天(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此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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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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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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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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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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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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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思想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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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著名的北大教授陈西滢先生在《现代评论》上直言不讳地写过对老袁、孙中山和其他军阀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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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即未来时代——笔者注)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也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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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的冯玉祥自认为不是草包,所以就对先大总统颇不客气,在独揽了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袁氏逆产”全部没收,其洹上村成了安阳高级中学,部分袁氏珍宝和家具被他下令拉到了开封的省政府里陈列和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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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抗战初期,有人趁兵荒马乱之际哄抢了洹上村。日本人占领安阳后,在附近建机场,又伐掉了袁林的不少大树,拆除了袁家的不少建筑材料。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最终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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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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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最丧权辱国的第五号各条,均未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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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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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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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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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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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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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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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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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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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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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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