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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设在西安门那边的“西厂”一样，“东厂”也是因位于东安门而得名。有了东厂，无名小巷也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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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黎元洪故居，近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的办公地，临王府井大街的东南角，近年建起了这座庞大的“社科博源宾馆”。属于北洋时代原址的，就只有十余米的院墙了。摄于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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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初始，满人帝王们不屑于沿用前朝皇帝们的恐怖统治法，就把东厂这座“阉人特务处”给废了。这座大院，成为大清王朝一位开国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毁牢建屋，填坑凿河，一番折腾后，葳蕤的草木覆盖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着冤魂的瘀痂。明明一座人间地狱，居然蜕变成一处有华宇、亭阁、假山、曲溪的绝美之境。至咸丰朝，文渊阁大学士瑞麟入住此园。后来，此宅成了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裕禄的家园。大清覆灭前的最后一位主人，是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荣禄。荣大人乃当朝第一实权人物，因思想守旧而遭后世诟病。其实他并非一味保守，而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明。从不远处的菊儿胡同搬来后，他即将电灯引进家来，让光明无比的洋玩艺儿取代了黯然而呛人的煤油灯与烛台，使此宅成为皇宫之外的第一个有电灯的宅院。其院如同主人，其焰真是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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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大学士位同宰相。如此说来，这儿竟是两代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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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初期，这里成了黎元洪的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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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文物官员作陪，我轻松地迈进了这座被灰墙圈得不泄一丝春光的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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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大门，即是一座又一座毫无美感可言的灰砖办公楼。往右，是临街的灰色院墙，锅炉房与煤堆筑起的黑压压的风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飞檐挑起的旧貌在等着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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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明代阉党们施虐的痕迹早不可寻，清朝豪门的美轮美奂也不会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里更多。我只想来看看，当年受尽军阀们的窝囊气的黎元洪经常徘徊仰叹的那座假山是否还在？山上那座接待过许多贵客的八角亭还能承受八面来风吗？那道企图超越乱糟糟现实的空中长廊还残存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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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楼南去，拐过楼角，嚄！还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长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存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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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难以置信地怔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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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清朝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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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之后，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直至沦落成今天的一个可有可无之人。现在，说到北洋时代，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是袁世凯旗下的段祺瑞、冯国璋乃至独成一系的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也是起步于老牌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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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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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代的顽劣性质，的确没有因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文质彬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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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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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这样提到黎元洪的（括号内为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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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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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旅长），是张之洞（时已赴京任军机大臣）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回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澂（湖广总督）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举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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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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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以往的史学家教给我们的对黎元洪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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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的年代，只在教科书上骂遍古人还不算过瘾，掘了“反动头子”的坟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早在风雨苍黄的1966年，黎元洪的后辈乡党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诗句）地一举捣毁了其在武昌的由国民政府修建的“前大总统黎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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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梦被惊破的黎元洪一定会对阳间的胡闹大感震惊与惶恐，但若闻知同时发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桩毁墓壮举，那他一定会顿感庆幸——不管怎么样，他还留了个囫囵尸首，浩劫过后还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筑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县那边，他的恩师、清末最主要的汉臣之一张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当地的革命小将捣毁，而且，其尚未全腐的遗骸竟然被拖出阴沉木的棺椁，拖在地上“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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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这绝非天方夜谭，而是当事人张遵埏老人亲口对我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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