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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青岛针织三厂当库工时，张之洞的重孙张遵埏老人与我成了忘年交，那时他刚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实”回青岛原单位。1957年他被划为“老右”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既有严重的历史问题（除了曾祖父为大坏蛋张之洞外，他本人还在解放前担任过天津广播电台的公职），还有现行的反党言行（他和妻子曾把一位哭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与他邻居的厂长的前妻，厂长将她拒之门外）。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唯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对自己和丈夫的无休止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之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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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获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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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终于承认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总统了——此前的“中华民国”似乎是不存在的，“解放前”、“旧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即是共和国的人们对1912年至1949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个朝代任职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伪”字，大如蒋介石的“伪总统”，小至村子里的“伪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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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走上国家元首位子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待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最高的则是黎元洪了——他居然当过三届副总统、两届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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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黎元洪不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他的一生，饱经磨难。他的卓然超众，除了天资与人格外，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死后被其后世乡亲们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张之洞——当初不是封疆大吏张大人慧目识才把那个落魄的北洋水师下级军官收留并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会有日后的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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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1864年10月19日）的黎元洪，本名黎秉德，字宋卿。父亲黎朝相乃淮军仁字营中一名下级军官，四处征战，顾上不家。小秉德自幼和姐姐随母亲在湖北黄陂乡下生活，幸有做小买卖的祖父拉扯，才勉强温饱。四五岁时祖父过世，一家人陷入困境，他跟姐姐甚至做过乞丐，他还到亲戚家当过牧童。此人一生待人宽厚、生活俭朴，想必与童年的不幸遭际不无关系。幸好父亲退伍回籍，带回一笔钱，在汉阳置地购房，一家人才过上舒坦的日子，他也得以入私塾读书。几年后，父亲再度北上回营任职，驻防直隶北塘（今属天津市塘沽区），官衔累晋，便将家从汉阳迁往北方，时黎秉德年方十三岁。成为随军家属的黎秉德有幸入北塘名师李西霖家馆继续求学，用了五个春秋，读完四书五经等科考必读书目。然而，就要在科举之路上动身时，十九岁那年的某天，他去父亲的兵营，却被正在那里操练的行伍迷住了。顷刻之间，人生理想的罗盘发生了改变——与其走科考老路，何如弃文修武将来效命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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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一角的黎元洪墓。摄于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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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治理下的天津已经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各种洋式事物不断出现，包括洋式学堂。黎朝相也已官至武职从三品的游击，是驻军当地的一名有威望的将领了。按李大人的部署，其部延聘洋人按西法操练军队。操场上，步伐矫健而队形整齐的军队，携带着簇新的洋枪洋炮在操练，让每一个百姓看得动心！回家后，黎秉德把心事向父亲一说，立即得到了父亲的赞同，于是，他前往天津报考了李大人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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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人招收未来海军人才的条件很严格，两项硬性规定：一、“年在十六七以内”，二、“直隶本籍或外省寄居良家子弟”。超龄青年黎秉德只具备第二条资质，但为了实现“弃文修武”的人生之梦，他瞒了两岁报考，终如愿通过了天津道和学堂的面试，成为该学堂第一期管轮班学生。该班监督（班主任）为福建人萨镇冰，也就是后来成为清国海军统制（司令）的泰斗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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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入学，却不幸丧父，入学后，黎朝相突患恶疾撒手人寰。黎秉德闻讯赶回北塘时，父亲已经魂归西天。亲人转述了死者的遗言，要黎秉德努力求学，谨慎处世，学成后为百姓和国家服务。黎秉德垂泪铭记，并在当地草草安葬了父亲。十几年后，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曾派人带京城的风水大师回北塘为父母重选新址立墓，了却了当年无力厚葬亲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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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1888年）春，经过长达五年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班第一期学生们参加了毕业典礼。已经改名黎元洪的他，因学习成绩一贯优良且舰上实习表现突出而获赏六品顶戴，嘉奖是学堂报禀李鸿章大人亲自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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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这一年，他把早年父亲在汉阳为他订好的亲事变成了张灯结彩的婚姻——这位二十四岁的海军下级军官娶下十八岁的吴敬君为妻。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实习，从天津到广州，战船把南北各港口走了一遍，他也对清国海防有了直观的了解。实习结束后，他被海军衙门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舰上任三管轮（即俗称的“二车”）。海军为大清国的新军种，待遇大大高于陆军。当上二车，月俸即高达六十两，养家糊口全无问题。又因“广甲”舰的锚地在清国第一大口岸城市上海，他又成了“十里洋场”的驻军军官。服役期间，因表现优异，他被晋为二管轮，赏换五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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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1894年）夏，正好而立之年的黎元洪随舰参加了极为悲壮的清日甲午海战，而且是极少数死里逃生者中的一个。漫漫数千年中国历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难更巨大——“广甲”舰正在黄海参加清国第二次海上检阅时，战争爆发，本舰奉命参战，却在大连湾触礁搁浅，因遭倭海军鱼雷艇追击，管带下令沉船。铁甲轰然沉沦，将士全部坠水，绝大部分官兵悲壮殉国。后来，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上说，黎元洪当年“愤甚赴海”，可见当时场面之悲壮。有幸的是，这位水性不佳的海军军官，靠一个救生圈在茫茫黄海里漂流了几个钟头后，竟被浪潮冲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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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有这样一段为国浴血奋战史的国家领导人，一定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全体坏人中的一个，至于他早年是否有过报效国家的光荣履历，负责注释历史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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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的刘公岛也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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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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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今下关市），参观过一座有中日战争遗物陈列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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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收藏的黎元洪早年任清国海军官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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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底舱里的技术官员，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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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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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遂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由护军马队营帮办做起，一直官至武职从二品的副将。他更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即驻鄂国军的第二号首长，比他官衔大的，只有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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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了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实际指挥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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