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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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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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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作霖头一回晋京接受国家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奉召晋见大总统，一见到袁世凯，便跪地咚咚咚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数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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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奉军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逊帝溥仪时，他仍翻身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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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括号内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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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的岳父）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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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原注）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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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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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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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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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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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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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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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谕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乃至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是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子忠孝节义，是只认实力的一介武夫，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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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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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时的张作霖已经三十七岁了，该考虑安家置业的事了。所以，进入沈阳后，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的一套旧宅住下，后又买了下来。过了一年，又购得其西侧的原江浙会馆，然后，将两处老房子统统拆除——嘁！如此破费，却不过是为了买块地皮而已。穷苦农民的儿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长官只想张扬不羁的个性。他命工匠按所见过的奉天城里前清王府的样式来建他的师长私邸。此即现存的大帅府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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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老婆也就越娶越多，小后院里住不下了，所以，威严的中将师长又在后花园东边建起一座二层的青砖小洋楼，人称“小青楼”，让五夫人带着各房的女儿们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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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势力越来越大，政务也就越来越多，二进院里的那排正房（办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务，他又在假山之后建成一座三层高的青砖大楼，即当时沈阳城里最高的“大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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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1916年）的那个春天，张作霖一脸春风，因为四十一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此时他已荣升奉天督军兼省长。他以省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与众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军署与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这一带自然也就成了戒备森严的特殊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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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奉天城里人稀车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车寥若晨星，不像现在，几辆旅游大巴就把帅府路塞死，惹得过往的骑车人啧有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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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院初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着书包从这大院身后的督署街经过，也许坐在洋车上，也许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总之，他常常边赶路边怯怯地打量路南的这个庞大的灰色建筑群。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当年奉天洋学堂的学子以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尊走进这所偌大的宅第后，才第一次见识了灰色高墙里面的一切——1962年6月某日，受人爱戴的周恩来先生边细细参观，边向身旁的夫人邓颖超讲述着当年经过此地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时，这儿真是神秘威严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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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一新的大青楼。摄于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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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严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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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家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