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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士族还拥有不止一个巨大的庄园。我们拿著名文学家，出身第一流士族的谢灵运做例子。大家都知道，谢灵运有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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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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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是夸曹植，但曹植已经死了一百多年，其实还是夸自己：以为天下才子加起来，也不过和自己打个平手。但说到财产，他的语气倒很谦虚。他在《山居赋》中写道，人不能太贪，“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也不是非追求不可的东西，守着自家园林过过恬静的隐居生活，其实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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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他用来“抱疾就闲，顺从性情”的园子，有人考证，南北绵延长约四十里，东西距离宽狭不一，总之大概折算下来，总面积约六百平方里！里面名山秀水、珍禽异兽无所不有。为了让大诗人更好地游山玩水，他家的奴仆数百，开山伐木。以至于地方官员看到谢灵运率领的旅游队伍，曾误以为是山贼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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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当然不是个例，当时的士族都对圈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江浙地区有点经济价值的山林湖泊几乎被他们分光占尽了。朝廷隔个几年就要出台一次政策禁止此类行为。同样的政令出台如此之频繁，可见朝廷之重视，自然也可见政策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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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样的庄园，谢灵运之流如果真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一切全靠庄园的出产供应，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任何经济交往（“灌蔬自供，不待外求”），大概也确实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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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要说一下另一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提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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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足够大的庄园内部，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分工，同时出产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而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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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农如果是指个体农民的话，那他显然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全部日常所需，他肯定是要依赖交换的。所以真正的小农经济，反而不可能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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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古代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农村，集市一直相当繁荣。商品经济之发达，远非同时期的欧洲所能比拟。只有在这个时代，小农经济萎缩，商品经济也跟着被打退到近似欧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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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这个时候的人，不那么用得到钱了。魏文帝曹丕曾经发布过诏令，说汉朝的五铢钱不要再用了，大家就拿布帛做交换媒介吧。汉代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货币，这个时代黄金却几乎消失不见。汉代给官员发的工资是钱，这时却往往是直接给一块地（叫“禄田”），或者安排几个劳动力（“力役”）为你服务就算了。而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中世纪早期，也是几乎没有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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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这样规模的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但如果和欧洲的贵族庄园对照，那就不难找到相似之处。不过当时欧洲的贵族多半是文盲，不可能有谢灵运这样华丽的文学描写罢了。另外，封山锢泽是欧洲一向的传统，中国却把这当作劣迹，皇权重振之后，皇帝为了彰显对百姓的爱心，大抵是要主张任凭人民自行开发，鼓励开山伐木或者围湖造田的。那么，贵族的私有财产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公有地悲剧”则不免在中国发生，环境以飞快的速度遭到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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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刨去这些表面的相似，毕竟还有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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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不是封建社会一样，即使是魏晋，也仍然不是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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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断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西欧中世纪的领主的“家庭的历史，他的门第的历史等等，这一切给他把土地占有制个性化起来并且把土地占有制正式地弄成他的门第，弄成一个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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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导师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他们因为占有土地，于是就有了贵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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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魏晋士族来说，门第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方便地掠夺吞并土地，却从来不是因为有了土地，就能提升自己的门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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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东西仍和秦皇汉武的时候一样：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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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有些事情，经历过了，就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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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虽然崩解，中国也不可能真的回到封建体制那种把权力分解到地方，各地贵族并不特别频繁往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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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的士族还必须应对胡人入侵的问题。众所周知，应对外敌入侵向来是政府扩张权力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欧洲长期没啥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原因就是“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马克·布洛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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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权力也许已经不属于皇帝，但仍然属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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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士族们仍然不断地在往首都集中。比如在东晋，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是五个最重要的家族，那正是因为他们先后主导着中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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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山居赋》的谢灵运，展示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失意。这绝不是出于文人那种“万物皆堪落泪”的矫情，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谢家的堂前燕子，早晚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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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说，出仕的士族，可以称为“贵族化的官僚”。但再贵族化，终究仍是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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