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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帝做相国的时候,事情动辄一拖一年,别人催他,他就说什么“一日万机”,快不起来。他真有那么忙吗?倒是可以肯定,听人家聊天谈玄,他是很有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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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下面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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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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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做东海郡守,小吏偷了政府池塘里的鱼,执法人员要依法查办,王承却说,周文王的园囿可是和百姓共享了,偷点鱼又算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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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一句话就混淆了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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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王之囿,是周文王的私人财产;东海郡的池鱼,却是当地的公共财产。这是财产性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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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到文王之囿樵采打猎,好处给了民众;白拿公家池鱼的,却是小吏,也就是公务员。这是获益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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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王批准在先,民众才进去分享;小吏拿鱼的时候,这行为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又有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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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是不管事,就够从容高妙的。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他拿来做比方的是周文王,还是儒家的调调,就显得有些土气,要是能引两句当时正流行的《庄子》,那就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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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七、儒家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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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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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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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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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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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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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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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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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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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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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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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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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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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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