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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帝做相国的时候，事情动辄一拖一年，别人催他，他就说什么“一日万机”，快不起来。他真有那么忙吗？倒是可以肯定，听人家聊天谈玄，他是很有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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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下面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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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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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做东海郡守，小吏偷了政府池塘里的鱼，执法人员要依法查办，王承却说，周文王的园囿可是和百姓共享了，偷点鱼又算作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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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一句话就混淆了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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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王之囿，是周文王的私人财产；东海郡的池鱼，却是当地的公共财产。这是财产性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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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到文王之囿樵采打猎，好处给了民众；白拿公家池鱼的，却是小吏，也就是公务员。这是获益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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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王批准在先，民众才进去分享；小吏拿鱼的时候，这行为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又有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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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是不管事，就够从容高妙的。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他拿来做比方的是周文王，还是儒家的调调，就显得有些土气，要是能引两句当时正流行的《庄子》，那就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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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七、儒家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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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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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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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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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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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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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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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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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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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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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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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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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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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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