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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的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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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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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以让吴人归心。每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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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逢到与众人在江、沔游猎，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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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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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他相信羊祜的人格，下毒这种下作之事必然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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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意。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的人心就将不战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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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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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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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风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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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羊祜、杜预、王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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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之徒，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其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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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的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那往往意味着你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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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的攻击性言论，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晋武帝咸宁二年（276），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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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四年（278）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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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终于，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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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书》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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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而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置酒言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大抵湮没无闻，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地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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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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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羊祜的事迹，甚至被金庸写进了《神雕侠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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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襄阳属于魏晋，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时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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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羊祜以低调和谨慎知名，凡是他参与谋划的事，他一定会焚去草稿。杜预在外居官，则往往会向中央的要人行贿。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祸，并无什么额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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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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