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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从小就并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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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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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他注重王濬的行动力，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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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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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然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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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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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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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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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打还是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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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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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天子美丽的须发上（史书中提到，司马炎“立发委地”）。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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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败；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七十，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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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有极度的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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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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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廷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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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也不断地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个月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的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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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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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州），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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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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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润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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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四、金陵王气黯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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