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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七年（313）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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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帝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司马睿那里，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军谘祭酒）坚持要收复北方的失地，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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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他也几次准备发兵北上，但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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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身披铠甲，亲自带军队露宿于野外，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地发生了，因为水道运送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这次北伐行动仍然流产。然后，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算是给人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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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顶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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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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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五年（317）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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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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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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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拖到第二年（318）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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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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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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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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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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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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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刘琨祖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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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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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也就是京畿地区，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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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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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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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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