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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七年(313)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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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帝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司马睿那里,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军谘祭酒)坚持要收复北方的失地,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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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他也几次准备发兵北上,但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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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身披铠甲,亲自带军队露宿于野外,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地发生了,因为水道运送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这次北伐行动仍然流产。然后,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算是给人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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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顶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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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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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五年(317)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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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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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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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拖到第二年(318)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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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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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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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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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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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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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刘琨祖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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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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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也就是京畿地区,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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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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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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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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