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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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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2)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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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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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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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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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然十分轻易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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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让司马睿转而代表南方的利益，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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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抚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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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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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经济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话，言谈投机就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北方大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现在集聚于建康，生活稍稍安定之后，求田问舍的兴致就重新勃发。而建康既然是东吴的旧都，它附近的庄园，自然都垄断在吴士的手里。但最终，这场资源争夺没有发生。王、谢等大家族选择了到当时略显荒凉的会稽郡去置办家业。后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文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觉得，浙东的幽美山水是他们作品中灵性的重要来源。但也许不得不扫兴地指出，这道文艺源泉里，一开始就渗透着阿堵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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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荣等人选择拥戴司马睿的时候，内心大概有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政权不会强大到足以摆脱对自己的依赖的地步，北方的来客很快将后继乏人。当初，孙吴政权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一个江东人的政权的。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一次的局面和当年大不相同。北方的动乱比之东汉末要严重和漫长得多，北方士人一波又一波地涌向江东，反而是本地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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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久以后的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一个吴地的士人对顾荣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掘开他的坟墓，原因是顾荣引北方人渡江，才导致了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却都仕途不顺。他的愤怒不合历史潮流，但大体上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南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迟了一百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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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则中所说的胡人很可能是天竺人。“弹指”是天竺的礼节，“兰阇”自然是梵语，是“寂静”还是“喜悦”的意思，学者说法不一，但均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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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惠帝永兴元年（304）讨石冰，永嘉元年（307）讨陈敏，永嘉四年（310）诛钱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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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四、打回北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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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名士一起登上建康城南的新亭游玩宴乐，出身汝南大族的周忽然长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众人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愀然变色说：“现在我们应该勠力皇室，克复神州，怎么能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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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这则故事，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仍常常会被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加以阐释。然而，当年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看法显然和老师们不同，这一则被放置在《言语》篇而不是《德行》《政事》之类的篇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王导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高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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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当然是必需的，它让人们恢复中原的激情得以宣泄，所以恢复中原的行动，也就可以是不那么迫不及待的了。发挥着类似口号作用的，当然还有侨立郡县与白籍户口。司马睿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流民，并给这些地方冠以流民北方故乡的名字。白籍则是一种临时户口，与永久性的户籍写在黄纸上不同，因为使用白纸登记而得名。既然在南方的户口是临时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向人民宣告，大家北归的日子并不遥远。结果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整个东晋，一直到南朝后期白籍才被废除。不过，白籍户口可以减税，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许多义务，有此实惠，北方人中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政府循名责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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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四年（310）十月，洛阳城危在旦夕，晋怀帝传檄各地方镇发兵入援，皇帝诏书的语气已经近乎哀告，然而，他始终没有等来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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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司马睿倒是对北方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攻击对象不是刘曜、石勒的叛军，而是寿春的扬州都督周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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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曾请求怀帝迁都寿春，这就得罪了想把皇帝垄断在自己手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司马睿还算是东海王越一党的成员，所以他接受东海王的指示，向周馥发动进攻。当然，更实际的理由是，司马睿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这支异己力量，早就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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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司马睿和曾在周馥手下任职的华谭有过对话。司马睿先指责周馥谋反，被华谭反驳后又改口说：“周馥具有方镇的地位，手握强兵，朝廷征召他他不去，朝廷危险的时候又不能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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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谭的回答十分斩截：“这话不错。要说朝廷危险而不能扶持，周馥应该与天下共受其责。但应该受到指责的，绝不仅是周馥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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