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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打造江东的政权之前，王家就已经有了把江汉地区留作退步的打算。第一个前往那里的人是王澄，他是当时王家的领军人物王衍的弟弟，王衍为他弄到了荆州刺史的任命。欢送他上任的场面十分盛大，但王澄迅速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看见树上的喜鹊窝，王澄旁若无人地脱了衣服爬上树去，把小鸟捉到手上玩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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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缺少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然而大局观还是有的，所以能意识到荆州的重要性。糟糕的是，王澄的大局观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与兄长一样对具体问题束手无策倒确是事实。偏偏荆州的局面纷乱，大股流民涌入之后，到处都是具体问题。王澄很快就搞得怨声载道，一连串惨败之后，他已经输得只剩下那份会迅速地将人得罪得忍无可忍的名士风度。于是路过江州豫章的时候，他得罪了自己的同族兄弟王敦。王敦决定杀他，闪避屠刀时，王澄最后展示了一次自己上树掏鸟窝的本事，他爬到了房梁上，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逃得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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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王敦开始为自己经营荆州。王敦本人的用兵才能并未见得有多高明，但是，他善于选择带兵的人选。平定湘汉地区叛乱的过程里，立下最大功绩的是陶侃和周访。他们的共同点是：第一，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第二，缺乏政治根基，也缺乏政治流氓的作风。所以一旦取得战果后，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他们排挤掉。最终，陶侃被打发去广州，周访略微难处置一些，他对没有取得荆州刺史的职务耿耿于怀，但暂时也只有隐忍于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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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王敦取得了吴兴郡大族沈氏、钱氏的支持。吴兴沈氏是与义兴周氏齐名的武力强宗，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和周氏一样，沈家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也处于被排挤打压的地位。司马睿逼死周玘，周玘任太守的吴兴郡连带着也受到了诸多不公正对待，现在，吴兴人有理由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同盟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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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敦身边多了一个叫钱凤的谋士，而沈家的头面人物沈充更多时候则留在吴兴。吴兴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浙江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的一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一旦王敦要对建康的司马睿政府有什么举动，除了他的大军可以顺长江而下外，还埋伏下一把可以迅速切断建康与三吴地区联系的尖刀，而三吴，正是建康后方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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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司马睿确实可能并未想过自己可以当上皇帝，但是，既然已经是皇帝了，他就不想仅做一个受人操控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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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从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群臣也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太子读书，皇帝交付给他的，是一部《韩非子》。众所周知，韩非讲苛刑峻法，讲阴谋诡计，讲君权大于一切，讲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根据韩非的逻辑，像现在这样一个各大门阀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政治格局，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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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兴元年（318）三月，即晋元帝司马睿正式即位的当年当月，群臣见到这样一份诏书。诏书的开篇，对古代传说中的（当然也是王导提倡的）清静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具体论述的部分，却透露出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的关注，以及惩办不法或无能的官吏的意图。到七月，新的诏书措辞变得严厉，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有法必依，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瞒的户口。尤其是，州牧刺史要互相监察，不得顾私亏空，如果下属官吏有不法行为，朝廷将认真追究其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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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刻碎之政”。此时王导名义上虽仍被推崇，实际上元帝却已经疏远了他。甚至于，中书郎孔愉说王导的好话，就因此被赶出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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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元帝推行这些政策的，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刁协和刘隗。刁协是渤海饶安人，出身二流士族；刘隗籍贯彭城，自称是汉代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东光县令而已，可见家世并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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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家族地位如此，毫不奇怪。元帝的新政策针对着北方大族和南方几乎全部士族，只有倚靠这样北方来的没什么根基的人物。史书上对刁、刘二人的评价很不友善，这固然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大概都出自他们的政敌之手。但很大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就是事实。刁协在八王之乱期间，先任太常博士官，随后又相继奔走于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东嬴公司马腾的门下，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才投奔了晋元帝。他喜好卖弄官威，借醉酒而辱骂指责公卿大臣的脾性，很可能来自大半辈子压抑蹉跎的愤懑。刘隗的履历表要单纯得多，但当年在洛阳，他也有被贵戚子弟排挤出秘书郎的经历。现在打击世家大族的时候，刘隗格外富于战斗性的表现，多少也会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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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委刘隗以刑宪，很快，大批名流纷纷获罪。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劣迹斑斑，罪名自然也绝不难找，已经被许多人忽略遗忘的儒家礼仪规范是最好的理由。居叔母丧而结婚，有罪；居叔父丧而嫁女，有罪；居丧期间请客，免官，削去侯爵；明知别人居丧而接受邀请，罚俸……在刘隗的弹劾下，汝南大族的周终于被免官（虽然很快又复职了），就连王导本人，也不得不打了一回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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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大将军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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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盛赞王导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马睿此时的冷遇，但是有迹象表明，他并不真的那么淡定。似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新政策，王导派出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调查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然而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王导只对刚巧也来复命的顾和的意见表示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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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说：“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法网的漏洞，大得让吞舟的巨鱼可以脱身倒也无妨，至于关注舆论，明察秋毫，那可真是倒行逆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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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的反应，远比王导要激烈得多。他上疏夸耀自己兄弟在建立江东政权时所建立的功勋，从而向元帝抱怨王导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王敦称，这种做法已经使人心失望。甚至，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天下荒弊，人心易动”之类的言辞，这已经是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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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在元帝之前看到了这份奏疏，他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没有搞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他不想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把矛盾激化。所以王导把奏疏封上，退还给王敦。但是王敦再一次把奏疏送到建康。这样一来二往，朝中人士大抵都预感到，王敦可能会有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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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这种时候会流言四起。预测王大将军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他当年的作为也会被反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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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琅邪王家，王敦无疑是个另类。他说话带着南方人的口音，举止像乡下人，对各类高雅艺术不感兴趣，但敲起鼓来，那“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的风范，倒确实能令人叹其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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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洛阳的时候，王敦做过太子舍人。愍怀太子被贾后陷害驱逐的时候，曾有诏令禁止东宫的属官送别太子，但是王敦和几个同僚对此置若罔闻。当年，这个有情有义的行为曾得到过官员和洛阳市民们的赞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可能成了王敦一贯胆大妄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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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更广的逸事是：王敦曾与王导一道到石崇家里去做客。石崇家喝酒的规矩是，美人劝酒，客人不喝，这个美人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王导心软，因此本不能喝酒的他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而王敦则故意放下酒杯，神色自若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断送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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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免使人们感叹大将军性情的“刚忍”。而下面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分明就像预言。石崇家的厕所也规格特殊，里面珠环翠绕，有众多婢女服侍，还备有新衣供客人更换。没见过这阵势的男人往往害羞不能如厕，但王敦进入后，解手更衣，神色傲然。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提到，当时厕中的婢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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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客必能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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