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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几岁，当其他兄弟还在饶家的大宅里四处玩耍时，饶宗颐则在一处门廊上用楷书写下一副对联：“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舒。”通过这副对联，人们可以看到饶宗颐早年的书法功底，也可以窥见他日后为人熟知的那份淡泊名利的豁达。其实，少年饶宗颐就经常打坐吐纳，甚至以减食“辟谷”来印证道教的道理。这个习惯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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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饶家神童的名声就传了出去。饶宗颐的老友、香港潮州商会创会会长陈伟南向笔者回忆：当时饶氏父子在潮州声名赫赫，饶宗颐传说是一目五行的神童。老诗人王诚生前曾多次讲到饶公童年时的一则轶事。当时有文坛名士以潮州特产“姑苏香腐”出谜，猜唐诗一句，6岁的饶宗颐不假思索，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指在姑苏的宫殿），一时语惊四座。“当时饶公才6岁，就有这样的才学。”陈伟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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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课堂上讲授的《史记》等经典，他早已读过。于是，入学后没多久，饶宗颐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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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饶父突然撒手人寰，而母亲在他两岁时就已过世。身为长子，饶宗颐放弃入大学的计划，处理家中事务。“那时候，（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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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饶宗颐当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一时期，受文学家詹安泰的委托，饶宗颐开始在潮州韩山师范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当时在韩山就读的陈伟南记得，一开始学生们对这位年仅20岁的老师十分怀疑，“结果教了一天之后，詹安泰问学生，他行不行？明天还让不让他来？学生说，来啊来啊，他教得好！”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从此开启了他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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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香港，天时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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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后来移居香港，是缘分，也是命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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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潮州沦陷。饶宗颐带着满腔屈辱，前往已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担任研究员。结果赴聘途中，他染病滞留香港。饶宗颐后来将这归结于“机缘”：“当时只是路过，不料身染疾病。我一辈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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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一个小点，但它和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大。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饶宗颐告诉笔者。到香港之后，他结识了两位伯乐：一位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还有一位是北洋名士叶恭绰。前者让饶宗颐帮他编写词条，协助编撰《中山大词典》；后者请饶宗颐辅助其编订《全清词钞》。在这种情况下，饶宗颐在香港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此外，叶恭绰是第一个提倡敦煌学的人，这一点也影响到我。”饶宗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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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后，饶宗颐曾返回广东，辗转逃避战火。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体会到何为四大皆空，也逐渐参透何为心无挂碍。“饶公一生推崇苏东坡，因为面对逆境，他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陈伟南说。1949年，饶宗颐再度移居香港。3年后，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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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执教，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饶宗颐的学生，港大冯平山博物馆原馆长刘唯迈告诉笔者：“他教书一定会备课，每次上课都带一个公事包，讲课十分有条理。”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钱穆先生所办的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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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饶宗颐有同事热心政治，出任了国民党政会参议员。但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在研读《昭明文选》时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即很快就因为文章出名，但往往牺牲在政治上。他曾在自述中指出陆机、潘岳等人都在政治上牺牲了，这是他们忘文学而追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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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潜心治学，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如今，毗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青铜大佛的世界最大户外木刻佛经群“心经简林”，是香港的人文胜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饶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观，就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说。饶宗颐写的字很大，每个字约一平方米大小。于是，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香港著名的篆刻师将饶公写的《心经》刻在巨大的木条上，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香港市民的心灵。“在‘心经简林’的最后一根木柱上，刻着‘岁在壬午选堂敬书心经，愿令阖境安康、时雍物阜、长浴斯福’二十四字，表达了饶宗颐对香港市民大众的衷心祝福，现在已经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李焯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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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他待人真诚，就算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刘唯迈说。2003年，为了表彰饶宗颐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香港大学在校内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因为他本人一贯主张做学问应该谦虚，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认为自己的学问很小，所以就给学术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因为Petite刚好是“小”，Ecole是“学校”，合起来就是“小学”“小学校”，意思就是“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这是饶公谦虚的一面，里面还有一份小小的幽默。”李焯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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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饶宗颐在香港埋首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国际汉学界广泛交流，成就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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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为了进行甲骨文研究，饶宗颐初到日本。“二战”结束的初期，日本经济比较困难，对甲骨文研究并不深入，许多材料尘封在仓库。当时，饶宗颐住在离京都大学不远的三缘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看兽骨龟甲，晚上回到寺里继续研究。三缘寺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的为人、治学之道，他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晚上要等饶宗颐洗澡之后，全寺僧众方能沐浴。在日本，饶宗颐一有空就到书店淘书，经常心满意足地将成箱的书用车拉回住处。后来，他将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归纳成文发表，并受邀到东京大学等地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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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饶宗颐到英国剑桥出席了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会上，饶宗颐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在剑桥开完会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饶宗颐到巴黎编辑整理敦煌的经卷资料。这是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定为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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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术成果，饶宗颐还和一大批西方汉学家结下了私人友谊。戴密微比饶宗颐大23岁，照理说是饶宗颐的前辈，但在交往中，两人结成了忘年交。除了学术修养，戴密微还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随手而出的才情，曾邀饶宗颐同游瑞士。饶宗颐在沿途写了30首诗编辑成《黑湖集》，后来刊载于瑞士的《亚洲研究》。戴密微八十大寿时，饶宗颐为他写骈文祝寿，戴密微将《黑湖集》译为法语并亲赠序文一篇作为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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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天设三缘”，饶宗颐如此形容他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相识。1958年，饶宗颐原本指望到意大利游学，但飞机因为故障中途降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得以与高罗佩偶遇，两人一见如故。推崇明朝学术文化的高罗佩赠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回赠。此外，高罗佩曾师从我国古琴大师叶诗梦，酷爱古琴，这使得他和精通古琴的饶宗颐有说不完的话题。多年后，当高罗佩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饶宗颐心情沉重地写下了“滔滔流水空叹逝，更何堪、弦索天涯”的词句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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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家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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