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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毛泽东评价他“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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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投身到工作当中。1956年，他成为一名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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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9年10月13日，任继愈与毛泽东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当面交流。毛泽东见到任继愈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毛泽东得知北大哲学系500多人里没几个研究宗教时，盛赞任继愈“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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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经过几番波折后，任继愈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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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校期间，由于光线太暗，加上劳动过度，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文革”后，他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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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还写成了多部学术著作，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任继愈的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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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一辈子研究哲学。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被公认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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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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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任继愈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人阅读。早在1982年，他就在古迹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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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还担任字数达7亿至8亿的《中华大典》的编辑委员会主任。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十分认真，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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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包括《赵城金藏》，此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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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是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常感叹事业后继乏人。“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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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4日，任继愈经再三要求，终于从国图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前夕。退休后，他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视力已很差，但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仍爱看足球比赛。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著作，以及西方浪漫诗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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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老人曾这样在笔者的签名本上留言。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今，这位学术巨擘走了，但他留下了令人感怀久远的为学精神，留下了旗帜般的感召力。（撰文：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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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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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日，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听到消息后，我方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不禁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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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中旬，我随语文教育学者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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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够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如今想来，那句话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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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20世纪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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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曾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与熊十力先生不同，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1956年他给熊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给任先生，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过这样悲哀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任先生可说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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