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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希望把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她还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对这套书的出版非常关心,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思想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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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特立独行”的观念源于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然而,世事变迁,身不由己,任先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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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整个学术界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如果今天的学术界,能将他们的学术成果传承下去,能真正体悟到他们的美好人格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哀痛,或许能够浅一些。(撰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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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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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汤一介(1927—2014),湖北黄梅人,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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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教师节只差几个小时,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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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告别了我们。因为工作,笔者曾在最近这两年间,数次拜见汤先生,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平直有力;话也不多,倒是作为晚辈的我们,因为珍惜亲炙先生的机会,一直不舍得停下话头儿。他的妻子乐黛云老师在不远处忙手头的事情,但先生一有动静,她总是第一个跑过来——她的注意力,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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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生前,他对人说:“我不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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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大师。”汤一介先生亦如是说。随着汤先生的离开,落寞的学术星空,如今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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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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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唯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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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为儿子取名“一介”,意思再简单不过——让他做汤家的一介书生。另一个说法是:佛家说大千世界藏于一粒芥子之中。“一芥”与“一介”谐音,汤用彤以“一介”为自己的子嗣命名,是希望汤一介长大成人后,既要保有芥子微尘的谦卑胸怀,还要有包罗大千世界的阔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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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汤一介其实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他特别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中学时也读了不少俄国作家的小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场景,他都可以跟别人详细讲述。15岁的汤一介曾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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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南下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读书。其时,国家灾难深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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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的答案是: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岁时,他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初露作为哲学家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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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是在一定背景下提倡国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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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与几乎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做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汤一介先生曾这样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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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汤一介违心地批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批斗过。他像坠在云雾里一样完全没有了方向。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汤一介已51岁。“严格地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才走到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的。”说这话时,除了谦虚,汤一介内心必然是五味杂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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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他的写作活动进入了喷发期。百余篇文章,7本书(其中3本中文论文集、1本英文论文集)一股脑全都写了出来。他要求自己“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他曾对笔者说:“‘文革’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文革’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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