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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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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笔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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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2014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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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2013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2014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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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笔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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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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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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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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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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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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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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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哎哟，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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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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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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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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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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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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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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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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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笔者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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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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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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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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