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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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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笔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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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2014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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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2013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2014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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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笔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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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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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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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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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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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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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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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哎哟,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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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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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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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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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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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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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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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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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笔者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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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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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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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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