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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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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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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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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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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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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他便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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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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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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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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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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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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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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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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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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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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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贤妻”：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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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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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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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称道他们的婚姻：“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也说：“你如果问杨先生，他们的婚姻和《围城》里的像不像，她是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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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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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杨绛出生时，父亲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后来历任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绛的母亲生于生意人家，小名细宝，婚后杨荫杭给她改名唐须嫈（音同英），很是古雅。杨荫杭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和美国求学，一去四年多，唐须嫈就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妯娌生活。杨荫杭回国后，不论南下北上，唐须嫈总携儿带女同行，把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至孩子们都深信母亲“无所不能”。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没吵过一次架，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这种和睦的夫妻关系在旧时代很少见，深深影响着杨绛：“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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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时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的杨荫杭因秉公执法得罪其他官员而被停职。他无意继续做官，带着家眷返回无锡。到无锡后，夫妻俩不满意预先租的房子，亲友便介绍了无锡流芳声巷的一处旧宅，他们带上杨绛一同去看。没想到当时租住那所房子的正是钱锺书家。这是杨绛第一次走进钱家大门。不过，这所房子杨家没看中，仍住原宅；钱家也没有立即搬出，五年后才迁入他们自建的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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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杨绛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求学。1928年，她进入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1932年，她和孙令衔等四名同学北上求学。杨绛的老同学、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费孝通心仪她多年，把他们接到燕大参加借读考试。考试一完，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孙令衔也急着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正是钱锺书。晚上，孙令衔和表兄一起来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接杨绛回燕大，杨绛和钱锺书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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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匆匆一见，彼此竟相互难忘。杨绛觉得钱锺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却告诉她，表兄已经和叶家小姐订婚了。钱锺书觉得杨绛与众不同，孙令衔又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指的是费孝通。然而钱锺书自有一种“痴气”，不管不顾定要说清楚，他写信给杨绛，约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相见。见面后，钱锺书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方知一场误会：叶小姐自有男朋友，只不过钱、叶两家父母有牵红线的意思；费孝通自认最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也是一厢情愿。两人从此用英文写信交流。钱锺书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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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钱锺书已在清华学习了三年，杨绛则从燕大转入清华借读，后来又考入清华外文系研究院。钱锺书跟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钱锺书去世多年后，杨绛面对丈夫留下的无数手稿、笔记，感慨道：“这个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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