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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们糊里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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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周有光过得艰难而顽强。2013年12月到2014年2月，他一直在住院，情况一度很危险。当他又一次从疾病中恢复过来时，医生都大感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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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交流也比较困难，戴着助听器也要人大喊才能听得见。”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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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平今年也已82岁了，不久前刚动过手术。他挨着父亲坐下，在身边充当“翻译”。父子俩都是白发苍苍，甚至分不清谁年纪更大，像足了当年周有光妻子张允和对他们的描述：“多年父子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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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耳朵不如以前灵光，周有光的记忆力依旧很好。同行的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陈志明提起两个月前的一次拜访，老人立刻想起来：“哦，上次来拍过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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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原因，周有光已不大能伏案写作，“现在喜欢看外国杂志，随便翻翻。”周晓平在一旁解释：“不能多看书，我们和保姆都不敢给他书。”但老人对新书很关注。有人送了他一套关于胡适的新书《舍我其谁》，他立马批评这本书的书名起得不好，“胡适当年是很低调的，这个名字太张扬了，他不会讲这些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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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对胡适很崇拜，称他为“知识分子中唯一清醒的人”。“胡适好，有真正的创造。有的人搞虚构的东西，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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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和非虚构，是当天老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外国书店分类很清楚，虚构类、非虚构类，我们糊里糊涂，虚构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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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不主张多看虚构类的东西，他提倡学习健全的常识，认为这样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外国的老师们告诉学生，你要花80％以上的时间看非虚构类，如果是虚构类的，顶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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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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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岁人生，周有光也把时光都沉浸在追求非虚构的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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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他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那条现在看起来有些败落的古巷里，国士竞风流，赵元任、瞿秋白、史良、周有光、吴祖光……其中，赵、瞿、周都搞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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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常州，随沪宁铁路而兴，是中国最早电气化的城市，乡下都有电灯。但在周有光眼中，依然落后。“常州离苏州、上海很近。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就好了；苏州人说：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一定要留学。”周有光在常州读了小学、中学，在上海读了大学，后来又去国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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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他学经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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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大一开始，周有光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求学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字母学方面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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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和汉字较劲。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运动、推广国语；瞿秋白、吴玉章等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共代表，提倡方言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更激烈的钱玄同、鲁迅等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周有光也写了文章，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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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等行业恢复，周有光被派去美国培训，坐了14天轮船，“快到子午线，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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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去工作，但周有光不肯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看书。新中国成立前，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周有光学经济多年，想着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真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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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后来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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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早年发表过相关文章，周有光被推荐参会。“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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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留在了北京，意外逃过了上海的“反右”运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离开后，上海银行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他感慨：“我算是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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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拼音改革方案。研究起来很复杂，最后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别人跟他开玩笑：“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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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远不止三年。“花三年搞出中国标准，再花三年变成国际标准。”各国图书馆、航空地名，都使用新的拼音方案……后来周有光写了《汉字改革概论》，主张在中国建立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不过我孙女笑话我：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0。她说得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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