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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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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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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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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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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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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结婚。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元钱。小两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两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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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穿了五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合理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一个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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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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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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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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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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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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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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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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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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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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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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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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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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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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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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