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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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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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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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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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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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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结婚。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元钱。小两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两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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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穿了五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合理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一个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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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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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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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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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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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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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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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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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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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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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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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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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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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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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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