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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15个人,实际上就是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方案的起草工作主要由三个人负责:叶籁士、陆志韦和我。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就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现在看来,汉语拼音方案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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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百科”这个外号是后来才有的,那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沈从文和我是连襟。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搞文化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人家跟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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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也列入“中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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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是“张家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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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人张允和生于合肥张家。张家是个大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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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周俊人和张允和是乐益女子中学的同学,她常常来看我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再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因为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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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圆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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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依靠男人。不久我们便在上海结婚。张家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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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从没吵过架,就连亲戚也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是否如此。其实我们也吵架,只是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总的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完全是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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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了。那年她93岁。现在,我自己还是把这个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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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徐中玉:大学不能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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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徐中玉(1915— ),江苏江阴人。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1952年起先后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等刊物主编。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七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五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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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78年,新上任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自己的就职宣言中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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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一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不满当时的语文教材,专门邀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编写《大学语文》。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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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徐中玉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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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过去,语文的价值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中小学校园里,诵读、补习英语的远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得多。就在最近,作为重点高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大学汉语改成选修课。当年那辈懂得语文之用的大家们多已作古,只有徐中玉先生是难得的长寿之人,到2014年农历正月初二就整100岁了。按传统祝寿“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不久前,华东范师大学和上海作协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百岁庆贺活动。老人家虽不像前些年那样行如风,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国字脸,剑眉,硬挺挺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老人家喜欢说过去,对现在语文的衰落,只喃喃一句:“大学不能‘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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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忧患深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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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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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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