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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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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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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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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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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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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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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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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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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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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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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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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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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爱因斯坦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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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新华银行派我前往美国纽约工作。我们坐了14天的船到美国。1月13号我在船上过了生日,刚好快到子午线。过了子午线,日期要变更,又重复一天,于是我又过了一次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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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地点是在伊尔文信托公司(即今天的纽约银行),在华尔街一号。我就在这里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工作的待遇很好。我业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我喜欢钻研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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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是经济学。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放在房间里慢慢读。那可真是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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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国菜,请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我们每次相聚都开心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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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闻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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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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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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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从美国回来,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怀抱一种理想的人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回来后,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业务处长。由于我身兼三职,所以很忙,但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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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我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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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吴玉章年纪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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