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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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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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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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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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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的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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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沈从文叫我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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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州中学到圣约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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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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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200多块银元。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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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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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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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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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爱因斯坦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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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新华银行派我前往美国纽约工作。我们坐了14天的船到美国。1月13号我在船上过了生日，刚好快到子午线。过了子午线，日期要变更，又重复一天，于是我又过了一次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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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地点是在伊尔文信托公司（即今天的纽约银行），在华尔街一号。我就在这里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工作的待遇很好。我业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我喜欢钻研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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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是经济学。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放在房间里慢慢读。那可真是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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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国菜，请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我们每次相聚都开心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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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闻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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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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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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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从美国回来，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怀抱一种理想的人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回来后，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业务处长。由于我身兼三职，所以很忙，但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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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我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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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吴玉章年纪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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