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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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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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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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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18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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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数 00,001-1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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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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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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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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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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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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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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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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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1953—1954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尽管还算是比较小、比较轻的帽子。于是，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式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高校校园从此无宁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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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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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较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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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道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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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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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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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对文科，对农科，似乎可以任意说三道四，即使对自然科学，对像傅鹰这样的物理化学、无机化学专家的学问，也敢轻易抹杀。如化学系总支在对傅鹰搞了多年政治、业务“拉锯战”后，竟在一个书面总结中，指斥傅鹰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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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1958年把傅鹰、游国恩等列入“不服输，依然翘尾巴，须严打”之列。“继续烧他们，把他们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这完全是对敌斗争式的部署，却产生在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的“小”运动中。原来这个“双反”运动是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直充当反面教员的老教授们，于是又成了“少慢差费”的代表。为大跃进揭开序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在这年5月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也有人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全国高校学生起来批判老师，这把火就此点起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叫好助威，认为学生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局面打开了，对全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写入文学史：“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在这里，周扬跟康生一样，并没有多少新创意，只是在传经学舌，连“保持对立面”云云，也是从毛泽东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趸来的。如果追溯得更远，那么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实在具有“元典”的意义，他后来的名言“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书读得愈多愈蠢”都是缘此思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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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乘胜追击，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马寅初就是那时列为重点目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听取北大、复旦、科学院汇报，就有中央领导人强调：“两条道路斗争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北京市委由此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烧，慢火炖”，这已开启了后来“文革”语言中“火烧某某某”以及“烧焦”、“砸烂”（毛泽东并曾称赞邱会作“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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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右派分子”们，作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对象已遭打击、孤立，作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方的广大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仍被高层认为没有向党靠拢。而这时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则对立面显然只能从暂时还属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中去寻找和确定，前述“中右”和“中中”的“旧教授”自是首选。据说，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9人，“双反”运动中23人，1958年学术批判中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教学检查和编书中16人。附带说一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因反右派斗争期间领导不力，1958年初调离。所谓“领导不力”，实指他“钓鱼”不力，在鸣放阶段疏于组织，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级“放毒”放得不够，后来其继任者叫各个总支清查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论，凑不够数，徒呼负负；虽又补划右派若干人，还是深感遗憾，指责江有右的方向错误。至于江校长当时是由于政治上右倾，没有切实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还是由于“五一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顾了学生这头，漏了先生那头，今天就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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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北大如此，北京农业大学全校共有教授55人，而在大跃进后的四年里，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批判了33人，打击面达到60%。这个农大有一件往事，50年代初曾发生“乐天宇事件”。乐天宇是北农大首任党政“一把手”，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后来毛泽东写的“九嶷山上白云飞”那首七律《赠友人》，原就是写送这位湖南老乡的。建国伊始，由于乐天宇领导方法简单粗暴，使一位著名遗传学家李竞钧教授不堪重压而去国。这件事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负面影响不小，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将乐天宇调离。这个决定带有“纠左”的性质，但后任几届校领导并未引为鉴戒，对高级知识分子仍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这本书中写到了农学家、小麦育种专家蔡旭的遭遇。他是李竞钧教授去国后接任农学系主任的，却也从一开始就被农大党委看作“和党有距离”的落后分子，借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他育出良种，使种麦农民大面积增产，有一位书记竟说他“就是碰运气”。加上迷信苏联，有人问，“有了苏联专家，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农学系有一个党员副主任，对党团员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什么用。……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这个“彼可取而代也”，与我们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熟悉的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江青在“文革”中频频强调的“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吻如出一辙。可见极左思潮是渊源有自又绵延不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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