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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农学家蔡旭先生在思想政治上遭到不断的批判，在教学与研究上遭到的则不仅是基于幼稚和无知的不理解，而且跟傅鹰先生一样，多有故意的刁难，动辄被停开课，加以封杀，几乎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农科也罢，化学也罢，除了讲授，还要实验，不像文科，似乎略有闪转腾挪的空隙。但文科如王瑶先生他们，不但政治上被人歧视蔑视，而且业务上也被认为“不过如此而已”，尊严扫地，不胜压抑。甚至有一种说法，“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虽是出于系里干部、同学之口，却都与威权人士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错误的作品，艺术性越高危害越大”等互为注脚，是不容反驳甚至不容辩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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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首这些笼统称为极左的现象，或被归于路线政策的偏差，或被归于执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对学生一方，更简单地看作是被干部误导盲从罢了。但若仔细想想，尤其是设身处地回到当时语境，就会发现还有深长思之的必要。我们习惯称为极左的路线或政策，都有其深远的根源，而体现在文化领域，其特点是反智、反文化。反智、反文化，必然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智力（脑力劳动和它的知识成果）和文化（历代物质和精神劳动成果的统系）的载体——也就是当代的知识人、文化人。以革命相标榜的妄人妄语，轻言“反其道而行之”，“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类，往往以“自我作古”的豪情，掩盖了“否定一切，毁灭一切”的实质（这从后来的“破四旧”看得最清楚）。从制度的（包括政策、路线）和人性的（包括道德、良知）层面深入探讨下去，就不是一句“极左”、一句“无知”可以了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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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制度，除了国体、政体大制度外，还有具体的像学校里的党委制（全称似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党委、总支、支部（分别教师和学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框架，使各系党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实际党政不分；在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负责人还每每由党外教授担任的时候，党政矛盾的主导方面自然是党总支、党支部。几度倡议改成党总支对行政工作仅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党支部仅起“保证作用”，都受到党务工作干部的抵制。在高校基层系级中，党组织、党员干部挟权自重，有恃无恐，唯我独“革”，宁“左”毋右，凌驾于系主任等行政领导之上，指挥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挥），对教师思想、教学工作横加干涉等等，都是那时的常态。几乎从一开始，党团员积极分子，就多是抱着占领旧教育阵地的雄心壮志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认定原有的教师应由他们代表党和“无产阶级”来加以领导和改造，“团结，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造”，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要对你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些政策公式也确是他们从事校园阶级斗争的出发点。50年代初期，执政党和新政权都处在革命胜利后的上升期，社会上从上到下唯党是尊，高校中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是与政治优越感共生的。他们格外容易接受从“粪土当年万户侯”到“粪土”校中的“旧教授”，在最初一轮批判老教师的运动中，承上启下，带动刚刚入学的新生们，一起冲锋陷阵，那些老教师、名教授纷纷应声败下阵来。这些党团员所以底气十足，除了组织上有上级党支持鼓励外，思想上则是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治正确”。当时流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哲学中的哲学，理论中的理论，高于一切知识和学问，用俗话说就是“一通则百通”，党的领导者就都是这样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们又极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专家、大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一般知识分子（自己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除外）不过是没有什么真知识的，甚至是“知识骗子”。……这样一批年轻的党团员们，不像时下某些党员干部，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选择；他们由党所教导的阶级斗争思维武装起来，将上述若干片面过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参与党委、总支、支部，发挥大小不同的领导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对极左倾向会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发挥，层层加码。有时，上级甚至是高层出于策略考虑，调整政策或放缓步伐时，这些下级竟会不听招呼或阳奉阴违。例如傅鹰是中共中央（或说是毛泽东）树为“中右标兵”的，他们竟无视其中保护的意义，化学系党总支硬是多年坚持认定傅鹰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种种施为，几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上级多次关照对冯定的批判要缓和，“不要随便扣修正主义帽子”，有关干部也根本听不进去。总之，有些人对上面比较正确公允的指令，置若罔闻，一有极左的风声，则听了风就是雨，雷厉风行。我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止一处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所谓“天然的极左倾向”再夹杂了争权、争名利、争意气的私心，事情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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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校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伤害，应该说是由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名为学术批判之类的所谓思想运动）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衔接持续完成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运动中的伤害，以及渗透到每一天，每一课，每项教学任务和大小会议，而使广大教师们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处境，都是经由党委系统的得力干部认真贯彻，上下配合，有计划、有组织地营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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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书中11位代表性的主角中，有一位冯定，与其他“旧教授”不同，原是由中央派来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的老宣教干部。因为党中央认为北大哲学系是资产阶级学者集中的地方，哲学系也正是需要冯定关注的重点。然而，他进入这个险区不久，就开始陷入难以拔脚的泥淖。这个泥淖并不是由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教授布置的。此后十年间使他辗转不得脱身的，恰恰是校党委、中宣部工作队和系党总支构成的百慕大三角，当然，还有最早发动对冯定《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进行批判，“吹皱一池春水”的中央党校。盘根错节，枝杈横生，本书作者用“棋子”来形容冯定在这盘乱棋上被人摆布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但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起初的一池春水，被搅浑了，如同我们面对若干党史上的案例，不知道到底水有多深。我们只能从书中隐隐约约的笔墨间隙，从事件的外围，试图有所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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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1952年，中宣部管理的《学习》杂志，乘“三反五反”运动胜利进行之势，发表一组文章，探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是否已经不再具有毛泽东当年分析的“两面性”（其革命性的一面使他们有可能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并以其资产作为综合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参与建设）。这一来，引起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恐慌，以为新政权要抛弃他们了。经中央统战部简报反映上来，毛泽东立即批示《学习》杂志检讨，并将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刊于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加以修改交《人民日报》转发，冯定此文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其作为参与政权之根据的两面性中革命的一面，并未因“三反五反”揭露的事项而消失），全文比较稳妥地重申了原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定看法。毛泽东的批示，意在将此文当作纠偏，以令资产阶级人士安心，这一效果暂时是达到了（至于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两年多就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剥夺，那是另外的问题）。事隔不久，华东大区撤销时，冯定被调来北京。但这一事件导致中宣部部长换将，有关人员受到批评，冯本无意打击中宣部，这一结局却又仿佛同冯有关。冯定随后被任命为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前身）分院院长。这个分院专收东南亚等国共产党人学习进修，任务比较单纯。冯定从1932年开始在左翼报刊发表文章，长期在新四军、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市工作，不属于以马列学院为核心的北方理论圈，加之所在分院是保密单位，书生气十足的冯定交往有限（他的书生气甚至表现为不愿在文章中引用领袖著作的原文）。但他1957年末来到北大这个多种关系矛盾重重的地方，就不容他孑然自处；特别是他1960年被中央党校人士点名质疑以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首先做出过度反应，组织批判。此后虽有多次从中央传来缓颊的声音，但都语焉不详，力度不大，见此有心保护者也在犹疑观望，揣测更高层的意图。最后也还是传来康生的批评：为什么北大不批判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中宣部也决定在全国开展批判。冯定所处三角中的各方所关心的是争批判的主动权，冯定成为批判会上的道具，推来搡去的棋子，身心交瘁，不堪其扰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有关章节，看不到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一百多万字著作中什么修正主义的批判进程，却只是巡礼了通过其人其遇反映出来的党内斗争的反复无常，尔虞我诈，不讲理和无原则，以及党内关系中隐现的山头宗派的影子，一切取决于金字塔尖的“上意”的现实。这一切的激烈程度，绝不下于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是到了1966年“文革”以后，上述北大党委、总支、支部一向以领导者、改造者姿态示人的一部分人，也都卷入上下左右内外的混战，形同人们说的“绞肉机”。不仅北大，全国高校，概莫能外。以致“文革”前若干年间人们的功罪，早就逸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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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郁达夫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我们老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精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岂不也还是难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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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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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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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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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同年，他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53年入北大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将旧著《红楼梦辨》修订后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12月底，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文革”中俞平伯去河南息县干校劳动。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祝会，中国社科院负责人胡绳在致辞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寓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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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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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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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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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连兴起，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在这样政治运动的铺垫下，1954年毛泽东又抓住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随之布置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运动，再一次引发全国知识界的强烈震荡。作为当事人的俞平伯在事发之初表现了什么态度，又是如何在运动之中转弯和解脱，一直为研究者和后人所关注。笔者手头新近有几份当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在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能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真实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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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运动初期是处于极度震惊之中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主角。1949年后俞先生较为低调，对事对人不冷不热，只是缄默地关在家中依旧做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斗争运动开始后，文学所副所长、党内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何其芳几次在文字或口头上向高层领导介绍俞的近况，其中就说到在大批判前俞平伯已完成了《红楼梦》前六十回的校勘工作，也就是在各种版本中校订出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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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几年间少有一次被人们关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应邀上台发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学的研究意义，颇受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重要人物胡乔木的鼓励，胡一度甚至说俞的发言中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据北大文学所党总支汇报称：“俞（事后）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讲演，到处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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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俞的骄傲：他在《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中，自觉是权威，不同意文学所的组织意见，坚持主张在校勘本中不用新标点符号，后来为此曾写信给胡乔木以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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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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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