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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北大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8人，占教授、副教授总人数的26.5%。其中，在“双反”运动中批判23人，在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中批判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的教学检查和编书工作中批判16人。（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些俗称大批判的“脏活”，事无巨细，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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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市委及北大党委对外最爱显耀的一个事情，就是北大从1907年到1948年41年间才毕业学生6614人，而解放后十年间就毕业了7877人。（见1959年9月市高校党委《首都高校教育十年成就》）北大1958年号称完成两千多项研究项目，一年成绩就远远超过院系调整以来六年的总和。但事后一细察，发现科研水平大多估计偏高，所谓达到国际水平的项目存在虚假水分，不少科研产品无法使用、生产。校方一方面检讨说，由于缺乏经验、资金，突击性大，工作比较粗糙，情报不灵。另一方面校方此时还咬牙坚持说，弄虚作假只是个别的。（见1959年4月18日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的科学研究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这种头脑发热的学术虚夸，对于北大是个抹不掉的“历史污点”，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其中的内心受损、颜面屈辱是较为强烈的，可是他又需担什么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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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教育部开始布置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的工作，这是一次完全依据政治运动的成败来论的职称评定。规定中明确表示：“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一些从党政机关调来任教的教职员工，缺乏文化水准，连教育部的请示报告中都明确称他们“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工作”，就因为经过革命运动的锻炼，有直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培养前途，就被党组织授予较高的职称。（见1959年11月3日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办理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对这样非学术性、只单纯考虑党的斗争利益的职称评定，马寅初绝对不能认同，估计他去签字心里都会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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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起，受市场紧张的波及，北大的食堂大锅使用情况告急。北大原有20口大锅，但三分之二是坏的，都是补了不少补丁，其中有七至八口随时都有掉底的危险，几千人吃饭就会受到严重影响。9月开学后，学生、教职员工又得增加5000人，计划再开辟两个食堂，需新添八口大锅。陆平原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为此事回铁道部奔跑多次，央求旧部属为北大救急。他又跑到市委找主管生产的常务副市长万里帮忙，恳请在工业系统内部突击解决。但是就是这么一大圈的折腾，最终陆平只是无奈地借到一口小锅。（见1959年3月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部分高等学校对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况》）为了几口炒菜锅，人脉资源如此丰富的陆平尚且这样，书生气十足、不识中共内部运作的马寅初更会一筹莫展了，可能最多找一找相识的陈云帮忙。大锅尚未解决，学生又反映由于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八个学生住一间的宿舍，不少已由两盏灯减为一盏灯。北大在全校范围内又缺饭碗1万个，总务人员多次跑到市场上去看，发现只存有少量高级细碗，贵的七至八角才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小碗也得有一角四分钱，但因体积太小也不便于学生使用，货源也不充足。学生对此发了很多牢骚，陆平他们又得开始新的一圈恳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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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大米供应紧缺，市面上出现波动。各高校党委遵从上级指示，开始紧急布置相应工作安排，譬如要求全体党员不许抢购大米，在家中自觉地少吃大米，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并在此问题上保守国家机密。这样的活动工作量大，机密性强，掌握分寸很重要，说话口径也颇有难度。这样的事情让经济学家马寅初去操作，一定是嗫嚅不止，万般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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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忍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涵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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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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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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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广东新会人。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考古学等学科卓有成就。1880年11月12日出生。1897年赴京应试不第。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发愤著述，著有《元也里可温考》、《火祆教入中国考》等。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在他苦心经营下，辅仁从白手起家而成京师著名学府。期间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8年3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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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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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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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1958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78岁的高龄老人。他能否入党的问题涉及50年代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冷热演变，让北京市委、市委大学部及其所在的北师大的党员负责人几年间困扰不已，入党之后一经公布便成了当时轰动知识界的一桩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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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北师大党委1959年1月9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垣芜杂一生的简历被这样谨慎地描述：“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即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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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粗糙、简单化的政治教育环境之中，一般党员和群众对北洋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参与贿选这样所谓“历史污点”会有高度敏感。因此北师大党委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解释和缓冲，巧妙地过滤掉政治上的先天性疑点：“陈任国会议员期间，主要是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著有《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估计不会有更多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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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淡化和含糊是有组织效果的，从现有党内文件来看，支部大会及北师大组织部门对陈垣的诸多北洋问题都很少触及，往往一言带过，而且始终把陈的前半生基调定为“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这种有意识的保护性评价在当年与陈垣同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难得，有不少名教授在此类历史问题上都不获宽恕和见谅，备受各种挫折和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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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北师大党委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肯定：“抗日期间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著书立说，很少与人往来，拒绝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长及其他任何职务，未发现他与日伪汪伪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何联系。”（见1959年1月《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入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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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是，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不会有危险。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的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一位京城著名校长、著作等身的老学人能有这样初步的思想倾向性，无疑让中共高层有所欣然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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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陈垣（中）与毛泽东在怀仁堂国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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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所指定的《新民主主义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书籍，陈垣始终持“认真阅读”（校党委评语）的态度。在一件带有“绝密”字样的校方整理《陈垣小传》（1958年12月）中写道：“解放以来他对党的领导是尊重的，时事学习从未间断，特别是对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反复阅读。”1954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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