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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1958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78岁的高龄老人。他能否入党的问题涉及50年代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冷热演变，让北京市委、市委大学部及其所在的北师大的党员负责人几年间困扰不已，入党之后一经公布便成了当时轰动知识界的一桩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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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北师大党委1959年1月9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垣芜杂一生的简历被这样谨慎地描述：“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即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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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粗糙、简单化的政治教育环境之中，一般党员和群众对北洋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参与贿选这样所谓“历史污点”会有高度敏感。因此北师大党委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解释和缓冲，巧妙地过滤掉政治上的先天性疑点：“陈任国会议员期间，主要是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著有《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估计不会有更多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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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淡化和含糊是有组织效果的，从现有党内文件来看，支部大会及北师大组织部门对陈垣的诸多北洋问题都很少触及，往往一言带过，而且始终把陈的前半生基调定为“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这种有意识的保护性评价在当年与陈垣同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难得，有不少名教授在此类历史问题上都不获宽恕和见谅，备受各种挫折和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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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北师大党委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肯定：“抗日期间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著书立说，很少与人往来，拒绝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长及其他任何职务，未发现他与日伪汪伪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何联系。”（见1959年1月《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入党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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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是，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不会有危险。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的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一位京城著名校长、著作等身的老学人能有这样初步的思想倾向性，无疑让中共高层有所欣然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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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陈垣（中）与毛泽东在怀仁堂国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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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所指定的《新民主主义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书籍，陈垣始终持“认真阅读”（校党委评语）的态度。在一件带有“绝密”字样的校方整理《陈垣小传》（1958年12月）中写道：“解放以来他对党的领导是尊重的，时事学习从未间断，特别是对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反复阅读。”1954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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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表述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有一句名言常常为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所引用：“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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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56年，陈垣在学校大小会上时常发言，大都是号召师生积极参加党的运动，努力配合政府各项任务。这些发言稿多是学校办公室年轻干部们帮忙起草的，讲话要点大都出自中共最新公布的文件精神，四平八稳，必然带有十足的概念化。但陈垣每次讲述起来都揉进不少激情，稍加一些个人发挥，减弱了草稿中社论一般的生硬程度。譬如1953年冬天因面粉供应紧张，市政府决定收缩供应并凭证售出。此事一出，遭致社会各界较大的不解和埋怨，也引起市委、市政府的不安和焦虑，赶紧布置相关的解释排忧的工作，希望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陈垣为此在全校群众大会上积极阐发这一政策，希望师生多从正面理解和响应，他说：“解放四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大家应该信赖政府，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利益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要只看到小的利益，要把好的执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建设任务。”（见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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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语确是充满政治上的刚性特点，没有老学者所推崇的柔美、滋润的文字长处，说到学者的嘴上多少有些纠结、拗口。从当年会议记录原稿来看，那几年陈垣应约念了不少这样强烈政治化的稿件，通过个人影响和名气来配合政府的诸多事务工作，以高度热情的语言姿态来化解一些学界的矛盾和困惑，其中肯定有真切的投入，也会有不自主的盲从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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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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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型大学一向被官方认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作为辅仁老校长，陈垣思想如何转向就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风向标。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中，辅仁遭到撤并，教职员工折腾颇大。作为关键性的代表人物，受到礼遇的陈垣被分配到北师大当校长，中共高层也想以此举来安抚动荡中的旧部人员的情绪。他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的表现及评价，现在还没有寻找到更多的内部官方资料，只在校方上报的《陈垣小传》中看到几句简单的评述：“经过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和参加土地改革后，转变了对党的态度，接受了党的领导，靠近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也比较积极，在当时对辅仁大学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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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在新街口外大街19号兴建新校址，陈垣（中）为新校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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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组织对陈垣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学问路数大体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的著作考证历史上的某些事件、问题或某一书籍较多，议论较少，研究一朝一代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因此他的某些著作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用处。涉及学术弱点，只是说他研究比较专门化，故使用范围也有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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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常和别人说：“毛主席还让我带徒弟呢。”陈垣在一些场合主动讲了这个故事的来由，有一次开劳模大会他坐在毛泽东旁边，毛向工农界一线劳模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国宝。”又转头对陈垣说：“你应该好好保养身体，带几个徒弟。”这个故事段子只是由陈垣单独述说，并没见到学校官方文件中正式引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实际上给予冷处理。只是在1958年其入党材料中淡淡地提了一下：“他对毛主席给予的鼓励和要他带徒弟时刻铭记在心上。”这个故事在圈内流传了许久，校方到1953年4月止也没给他配备正式的学术徒弟，他自己在带徒方面有何打算外人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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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冲击业务厉害的时段，他几番表态，还是愿意钻自己的历史业务，期望建立一个业务氛围不错的学术团体。他曾经在史学研究会上提出希望成立史学研究所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要成立历史研究所，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可以做这个工作。”（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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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陈垣报名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譬如他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过后不久，校党委欣喜地向市委汇报说，陈垣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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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他一口气批判了“不问政治”、“学术与政治无关”、“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思想。北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急切地期盼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具体指点，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见1958年12月北师大《陈垣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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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名义上是说掌握全面，但一落到实际，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典编纂处和研究所。所谓的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较为空泛，而校长办公室更是空洞化地运作，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负责。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党外排他性，挂虚职的陈垣与北师大各系统是脱节、隔离的，教务、人事等大权根本无缘经手。正因为对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本来颇具几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陈垣往往对工作提不出意见和办法，下面偶尔来请示也不知如何决定。这使陈时常处于苦恼和困窘之中，时间一长，慢慢适应并养成习惯后，反而大小事都要请示党委书记来定，只有与书记商量，得到认可后才稍觉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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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自己对此有个解释版本，如是再三在会议上说：“我几年来因病未愈，但师大还是办下来了，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解放前提教授治校，现在体会到应当明确提出‘以党治校’。”（见1956年《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