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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在新街口外大街19号兴建新校址，陈垣（中）为新校址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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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组织对陈垣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学问路数大体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的著作考证历史上的某些事件、问题或某一书籍较多，议论较少，研究一朝一代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因此他的某些著作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用处。涉及学术弱点，只是说他研究比较专门化，故使用范围也有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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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常和别人说：“毛主席还让我带徒弟呢。”陈垣在一些场合主动讲了这个故事的来由，有一次开劳模大会他坐在毛泽东旁边，毛向工农界一线劳模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国宝。”又转头对陈垣说：“你应该好好保养身体，带几个徒弟。”这个故事段子只是由陈垣单独述说，并没见到学校官方文件中正式引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实际上给予冷处理。只是在1958年其入党材料中淡淡地提了一下：“他对毛主席给予的鼓励和要他带徒弟时刻铭记在心上。”这个故事在圈内流传了许久，校方到1953年4月止也没给他配备正式的学术徒弟，他自己在带徒方面有何打算外人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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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冲击业务厉害的时段，他几番表态，还是愿意钻自己的历史业务，期望建立一个业务氛围不错的学术团体。他曾经在史学研究会上提出希望成立史学研究所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要成立历史研究所，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可以做这个工作。”（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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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陈垣报名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譬如他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过后不久，校党委欣喜地向市委汇报说，陈垣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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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他一口气批判了“不问政治”、“学术与政治无关”、“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思想。北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急切地期盼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具体指点，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见1958年12月北师大《陈垣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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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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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名义上是说掌握全面，但一落到实际，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典编纂处和研究所。所谓的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较为空泛，而校长办公室更是空洞化地运作，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负责。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党外排他性，挂虚职的陈垣与北师大各系统是脱节、隔离的，教务、人事等大权根本无缘经手。正因为对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本来颇具几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陈垣往往对工作提不出意见和办法，下面偶尔来请示也不知如何决定。这使陈时常处于苦恼和困窘之中，时间一长，慢慢适应并养成习惯后，反而大小事都要请示党委书记来定，只有与书记商量，得到认可后才稍觉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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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自己对此有个解释版本，如是再三在会议上说：“我几年来因病未愈，但师大还是办下来了，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解放前提教授治校，现在体会到应当明确提出‘以党治校’。”（见1956年《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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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统战部门曾提出，像陈垣这样的知名教育家，应如何恰当地发挥其长处，使他起更大的作用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的问题在于是让他钻到行政工作里？还是让他整理他的业务，带几个徒弟更好？学校党委向上级汇报时，始终说陈垣年岁已大，对行政工作很不感兴趣。举例说，有一次开系主任汇报会，他从头听到尾，但一言不发，别人请他说话，他也坚决摆手不说。校党委的汇报中写了这么一句：“他对校务工作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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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被校党委视为陈垣旧日的亲信，有一次曾私下劝陈垣要好好关心行政工作，不能先从兴趣出发，光做自己的业务。据说陈垣当时也默然接受了柴的劝说，没有多做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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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何锡麟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掌控全校的党政实权。何锡麟到校任职后，陈垣对他的反映还是不错的，一再对人说：“很久就盼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何校长太好了。”但何锡麟的领导作风较为强势，自信心较强，再加上政治运动的惯性原则，不自觉地就掌握了学校所有的党政事务。很快，他由于同陈垣合作较弱而受到上级批评，此后稍微有所改进，同陈的联系比过去增强，但是整体工作还是由何说了算。何有时找陈垣谈问题，陈就认为何的意见已经很好，自己没有什么可提的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一个工作模式，陈对何事事依赖，高高挂起，被校办的一些工作人员戏称为“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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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虽然在行政上建立了校长教务长的联席会，但只是拿一些琐碎具体事在会上谈论，而且会前大都没有准备，与会者在会上随便聊几句就走过场。学校的核心或中心工作一般不拿到联席会上讨论，而由党委会去决定。1953年3月联席会有一次开会讨论一般性的教学计划，预定下午两点开会，上午十一时半身为副校长的何锡麟才去找陈垣和副教务长林传鼎商量，下午两点前告知另外一位副教务长祁开智。由此也可见出，在这样天生隔阂、保密至上的组织体制下，党员校长对非党校长、教务长的漠视和应付是习惯使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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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上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来人调查，记录这样几件小事。何锡麟有一次曾拿一个计划草案交给校办公室金永龄，金问：“陈校长看过没有，有什么意见？”何说：“他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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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群众刘迺和反映，有时陈垣在办公室里转圈，说：“你说我应该干些什么呢？”“老了，做不了什么事。”有一次说：“年轻人（指何锡麟）那么能干，偏偏身体不好。我这老头子没有能力，身体反而那么好。”刘逎和还验证了校内传言甚久的“牌位说”，说陈校长“过去是傀儡，今天是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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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某系学生慕名来办公室请陈垣校长题字，陈高兴地答应了，亲自拟好题词的内容，多是鼓励性的简单言辞，思虑再三，最后还得请何锡麟看看题词妥当不妥当才提笔挥就。（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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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高校中，非党校长不受重视而被忽略，是左倾政策推行后必然带来的一种工作常态。陈垣的境遇并不是偶然的个例，也不是北师大独有的现象。譬如在财经学院，所有需院长签字的材料如党委书记秦穆阳没看过，非党副院长陈岱孙就不肯签字，因为他知道签字大多是无效的。许多情况陈岱孙不了解，有些会议的内容到开会时才知晓，因此党员副院长罗青不到场就根本开不了会，如罗青中间因故退席陈岱孙就无法继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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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教授胡传揆是公认的向党积极靠拢的著名非党派人物，他在市委里颇获好感，因此获任北京医学院院长一职。但高兴一段时日后，胡院长就频频感到难堪，卫生部的领导有事常常直接找北京医学院党员副院长马加，很少找他商量要事。有时马加同意了就直接做了，胡传揆还不知情。因此胡消沉地表态：“我这院长应当怎么当，不知道？还不如回皮科去。”更有甚者，有时马加有意把一些棘手的事如药学系要并入旁系，交给胡传揆去处理，结果让胡碰钉子，扫兴而归，威信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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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位置上，享受无上的政治荣耀和光环，但实际上又长期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为人摆设，看人眼色，陈垣的滋味一定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伏不断的思想运动之中，陈垣在大小会上说了不少拥护式配合式的即令话、应景话，已经难得听到他脱口而出的内心言语。1955年初，有一回听说李四光、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会上遭人批判而流泪，陈垣极为少见地大发脾气：“如果把我像他们那样在台上被斗，我可不干……”这种激烈的表态，对于陈垣来说，只能落在口上，只是一时苦闷的发泄，也是自卫性质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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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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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三反”运动展开后，由于运动本身的戾气和霸道，主持者在宣传方面渲染过度，参与方式不讲规则，火药味四处散发，多少对陈垣构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沟坎。1955年1月12日陈垣从教育部开会回来后，立即找到办公室主任贾世仪（党员），要他留心收集群众对他的意见，并向校办党、团支部书记表示愿意带头检讨，请求大家帮助。有一句话老挂在他的嘴里：“我一切依靠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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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给人不虚心不合作的印象，如老学生、历史系主任柴德赓见势不好，好意劝他应该检讨官僚主义作风，他回应说：“我三十年没做官了。”有人说他搞小圈子，他一听表示思想搞不通。校办党支部成员多是他的年轻下属，反复做说服工作，促使他的坚硬态度有所转变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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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全校师生职工大会上做过三次检讨，其表露出来的诚恳态度和平和神情，或许这反而给巨大不安的校园带来一点点的慰藉和平衡。第一次检讨，首先批判自己“闭门读书不问世事，读书人不应当管理行政事务”的思想，还检讨自己对教员刘景芳、杨荣春等同志抱有成见。第二次检讨自己缺乏民主作风，校委会很久没有开，形成少数人推动校务，而把大家关在门外，下面意见也提不上来，影响校务的推进。他由此引申自己不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第三次检讨则批评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公共财物重视不够的问题，他举例说：“学校的新宿舍已经建筑起来了，我还问木料买了没有，这真是官僚主义。”他归之于是因为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他一再说，愿听取批评，在群众监督下对国家积极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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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师生的反映极为热烈，校党委整理出一份文稿，主要内容大概归纳为：“校长这么大年纪，能把自己思想检讨出来真是不容易”、“校长检讨了，我们也当检讨”、“校长能认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那么深刻，也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能如此”等等。校办还收集了各系传来的116条意见，大概也是围绕“校行政民主问题”、“个人作风傲慢”等话题展开。陈垣接到这些意见后，先用红格纸抄写一遍，翻来覆去地阅读，读到那些过激的批评意见心中难免有点情绪，特别是指责他在行政事务上的不作为，让他体会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窝囊气、夹板气，还无法对人去解释。他对校办的工作人员说：“我一无是处”、“寸步难移了”。大家都觉得老人很难缓冲过来，没想到第二天参加反浪费大会后，他的情绪又有了较大变化，再三表示愿做检讨。他说：“这是一辈子的第一回。”“什么是民主，今天才开始懂得。”“这些意见是我的一面镜子。”“大家对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关心我、爱护我，这是我的光荣。”这些散落在办公室里三言两语的感慨立即被小干部们收集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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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在全校扩大干部会议上，陈垣上台讲了这么一番话语，有一些话是脱稿而出的：“‘三反’运动展开后，才使我对国家财富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以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只觉得是关系个人的道德，总不能与人民财产联系一起。自从参加‘三反’运动才体会到这个运动的伟大了。”“通过贪污、浪费现象，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才认识到存在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危害性，就像不照镜子不知自己满脸满身污泥一样，群众把镜子放在眼前才照见自己。”身在学校虚位上，不掌任何实权，言及所谓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陈垣的表态多少是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敷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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