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20437
经历学校“三反”运动的激烈冲击后，冯友兰对政治运动本能地滋生躲避和迎合，开始热心参加学校民盟的学习活动，因其发言适宜，屡次被学校行政方面选为典型，参加全校教师心得座谈会。1953年7月市高校党委在一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调研总结中表述道：“教授冯友兰、任华联系《实践论》，批判个人在哲学思想上的唯心观点，抽象概念和反动的思想立场均较深刻具体，会后一般反映甚好，不少盟员要求今后多开这样的会议。”1953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制订半年工作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做一些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统战部在计划中称，从民主党派组织生活的实际效果来看，主要是对中间中左分子以及一部分中层和下层的落后分子，适当地开展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年4月2日高校党委统战部总结民主党派工作时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根据中央面向中上层的方针，又协助吸收了一批上层教授，其中有些是我们有意识地（让民主党派）吸收进来的右翼分子，如冯友兰、吴景超等，由于思想改造运动后，觉悟有所提高，因而要求加入相当的政治组织，以期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教育。”统战部分析说，从左、中、右三类人参加民主党派活动情况来看，进步骨干在思想作风上表现骄躁，看不起中间落后分子，有脱离群众的现象，希望把民主党派办成和共产党一样，否则觉得不够味；中间分子要求政治活动适可而止，以免妨碍自己的业务开展。有别于进步、中间两类，统战部则认为像冯友兰这样的右翼分子大体上则比较积极，有上进的表现。
1706220438
1706220439
1706220440
1706220441
1706220442
1951年，哲学系欢送毕业同学时师生合影。站排左起：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
1706220443
1706220444
1954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对冯有一个内部定位，就是列入“力图表现进步的中右”一类，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思想评价，这使得冯友兰在日趋吃紧的政治环境中多少能抵挡一点外界的袭扰：
1706220445
1706220446
中右分子人数最少，他们自知在党派内部地位处于劣势，很想通过党派多有表现的机会，好丢包袱摘帽子，跻于“统战”之列。如冯友兰、潘光旦等都力图表现进步，主动检讨自己过去的反动学术思想。（见高校党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工作的报告》）
1706220447
1706220448
50年代初期，在市委、高校负责人的内部讲话中，一涉及高校统战工作，往往都会提及“冯友兰”大名，但没有带着什么恶意。譬如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1953年10月在高校党委干部会上作题为《高等学校中党组织的任务》的报告，承认了老学者的学术价值和长期斗争的意义：“有些教师有学问，掌握不少资料，即掌握不少过去的文化遗产，我们让他们教书研究对我们有好处，让冯友兰教哲学。我们假设是读古书，观点不正确的可批判，不能单有观点，没有资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让他们教书并不是说他们已有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最终要靠他思想斗争的成功。”杨述一再强调，高校思想斗争是持久战，要在教学与研究中发生争论而求得逐步提高。
1706220449
1706220450
杨述的表述颇有代表性，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说话较为委婉和含蓄。中共高校组织当时把思想改造还仅仅视作学习和提高的意味，除了1952年配合院系调整刮起打压之风外，较长时期内所谈的言语多带有勉励之意，斗争艺术不像后来那么纯熟和凶狠，目的性那么明确。而且高校党组织的操控能力从整体来看还比较弱化，基层干部对斗争实践的渴望和执行力还没有以后那么强烈。这是一段难得、特殊的磨合期，双方角色都在砥砺、变换之中，酝酿已久的主政者似乎在寻找出手的历史机会。
1706220451
1706220452
二
1706220453
1706220454
1954年底随着批判红楼梦研究及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展开，冯友兰难堪的命运就已经宿命般地内定了。北大首先站出来的是一批响应号召、果敢的青年党团员教师，他们批评学校过去过分重视“权威”教授，忽略培养新的力量，以致不少青年人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让市委备感压力和欣慰，随之加大了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频繁召开党内会议加以引导，很快第一批炮火就延伸打到冯友兰等老权威身上，弹痕点显明。北京市委1954年12月31日给中央写出了第一份运动报告，就首先点到冯友兰的名字：“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的内容仍然是旧的，只是形式上用一些马列主义名词装潢门面。”而且当助教朱伯昆对冯友兰的观点提意见时，冯忽略助教的批评，不在意地表示：“辅导时只能讲材料，不能讲观点。”市委报告中暗示，年轻的朱伯昆没有得到冯友兰方面有力的支持。（见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
1706220455
1706220456
市高校党委办公室1955年1月3日编出最新一期《动态简报》，内中称：“北大哲学系教师目前都在阅读胡适的书籍，进行专题研究。”系里出面组织两百多人参加的批判胡适思想报告会，与会者一般反应是“准备充足，学术性强”。冯友兰、任继愈在会上发言显眼，简报编写者用了这样的词句来描述：“副教授任继愈作了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报告，教授冯友兰作了批判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的报告。任、冯二人英勇地就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同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见1955年1月3日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办公室简报《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在描述右翼分子时，党内简报行文竟然用了“英勇”二字，颇感唐突，或许是放松警惕的编写者随意、好心之笔，也许含有鼓励、嘉勉之意。
1706220457
1706220458
1955年斗争起起伏伏，1956年又逢“双百”方针提出，一度呈现和缓的氛围，让学人有一种苦乐不均的感受。哲学系教师支部有一个内部分析：“双百”方针宣传热闹时，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放的唯心主义》一文，好像对老教师学术思想的改造估计得保守一些；而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一文，又可能对老教师的思想估计打高了一些，张岱年就以为自己和冯友兰基本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冯友兰认为自创的新理学中有合理的内核，客观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的内核。党支部对此评价道：“老教师一方面愿意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旧观点尽量保留，或用马克思主义附和自己的思想，或是留在心中不敢提出。”
1706220459
1706220460
1706220461
1706220462
1706220463
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54号住宅中（1952—1957年居此）
1706220464
1706220465
面对生硬的批评，冯友兰也有了手足无措的时候，应对难免失当。他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有人当即提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言语”（教师支部1957年4月工作报告语）一说出口，当即封住冯友兰的嘴，还迫使他不得不在教研室中作了检讨，说自己片面考虑问题。有时批评者扣了一个帽子，认真的冯友兰还得闭门读几天的书去求解。
1706220466
1706220467
1954年、1955年学术批判成了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个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风暴掠袭过后的寒意和危机。冯友兰似乎接受起来还较为坦然，对大批判多持正面、肯定之意，也有许多积极的回应。1955年4月10日北大民盟分部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冯友兰首先发言，就为会议定下一个舒缓的亮色调子：
1706220468
1706220469
我感到通过这次批判，学术思想水平提高真快，一个人写的文章等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发现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参加了几次会，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武器。据我看接受批评的态度有四种：一种是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他们接受批评的态度很诚恳，如孙定国同志；另一种是不太容易接受意见，觉得别人没有看懂他们的文章，水平未必比自己高；第三种态度是以为旁人别有用心，搞宗派；第四种态度是消沉，从此停笔。我们应对持后三种态度的人多进行工作。有人认为批判胡适只是完成任务，没有永久价值。我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和现实斗争相联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
1706220470
1706220471
冯友兰居然在会上对一些消极现象提出批评意见，说得有板有眼，看出在批判运动中自然融合、自我消化的细微变化痕迹，他不随意排斥、不厌恶的平和风格，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也加快了这种熔化的速度。
1706220472
1706220473
三
1706220474
1706220475
1957年1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开会之前，北大党内曾有一个乐观的情况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被批判者的思想基础“动摇说”，认为他们有认错的可能：“院系调整后，曾对一些典型唯心主义（冯友兰、贺麟）的思想加以批判，使参加讨论的人开始用学得的马克思分析唯心主义思想，知道他们那些研究方向是错误的，使被批判者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案）哲学系有人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这次批判主要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对客观唯心主义则批判得较少，因此还有教师（如冯友兰、张岱年等）直到现在还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客观唯心主义却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1706220476
1706220477
最麻烦的是，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中，哲学系教师支部向党委汇报说，从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新近文章中看到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甚至张岱年暗地里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问题有所疑问，但因顾虑而不敢公开提出。
1706220478
1706220479
最敢说话的还是力图表现上进的张岱年教授，他爱说：“‘双百’方针提出后，现在我有些问题敢说了。”教师支部由此评价说，这给人感觉他的思想比以前活跃了，不至于再束缚在一条绳子上，试图由正确方面来解决问题。但是张岱年在关键思想症结上还是会习惯性地躲闪，竭力不让太多把柄被人抓住。
1706220480
1706220481
鉴于学界无序的混战状态，会前分管哲学的中科院社科学部潘梓年、中宣部相关领导还指示，不要从抽象概念出发，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要坐下来谈。结果，按惯性还是开成“一边倒”的会议，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李世繁不满地说：“不是一个哲学讨论会，而是冯友兰、贺麟的思想批判会。”
1706220482
1706220483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这么一个开会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挂帅的党内专家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首先出场，基本上把握了会议的话语权，由他们制造老套的批判阵势和语言定式，轮番对旧式教授进行“轰炸”。系主任郑昕听会后说：“这次艾思奇同志、孙定国同志的发言恐怕一般老先生是不会满意的，一定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老一套，不联系实际问题，还是一般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有点嘲讽地表示：“这次会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我们是不是胜利呢？也可以估计是‘胜利’，但好像胜得太快，有些勉强，好像是以声势取胜，说服分析是不够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周辅成也说：“会上一讨论就空了，空的原则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见1957年3月2日《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1706220484
1706220485
哲学系党组织在做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小结时，明确提到老教师身上所存在的思想毛病：“我们可以看到老教师虽然愿意学习，并且也学习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仍然很大量的存在，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用这样的思想修改马克思主义，附会马克思主义。”（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老教授隐性地对抗马克思主义，并且用了新的遮掩手法来顽固地表达旧有的唯心主义，成了哲学系党内最需关注、预警性质的动向之一。1957年4月老话题重提，在做工作小结时再次表明：“有些老教师有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但自己仍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的某些观点。”
1706220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