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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支部专门开会复盘了会议状况，也认为“在理论上打了一个没有准备的仗”，没有给重点发言者艾思奇、孙定国及时提供冯友兰等资产阶级教授的最新情况，因准备不足，针对性不够，使会上对一些错误的观点批判无力，科学性不强，没有能解决什么问题。事后支部整理了一份总结，也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党内应该说是在理论上准备不够，发言比较空洞，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让教研室支部无法容忍的是，会上居然还有许多人不同意艾思奇的看法，即认为唯物主义的特点只有三种基本形式，众人认为中国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基本形式上与欧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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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挨批的位置，冯友兰是不敢说此类意见的，他只是嘟囔着说，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即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因为大家解决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怎样解决的问题。他这么一表态，一些与会者反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应承认他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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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会场中得不到应有的学术尊敬，有几个年轻发言者批判他时指着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让相熟的老学者、老学生看了伤感不已。老学生卢育三跑去向主办方提意见说：“金（岳霖）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系主任郑昕则感慨地说：“有的人发言像是吵架。”党内资深哲学工作者关锋的发言就带有他向来的大炮式风格，逼人的气势就让有些老教师平添了不少的思想负担，后来的发言多少有所保留，生怕有口误。而同系教授洪谦的发言涉及私人纠结，东北人民大学助教吴锦东不快地表示：“洪先生发言态度不好，是对冯友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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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批判倾向鲜明的座谈会，到会的一些外地高校教师还是觉得较为温和，能够接受，居然说好者居多。武汉大学哲学系谭介甫说：“这样的会议只有在中央才能开，在武汉就不行。”这就从侧面反证出全国高校当时四处开花、斗争过火、毫无节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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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会上受到“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观点”的指责，作为被批判主角的冯友兰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问及意见，他只是淡然地说出一句：“这次讨论的都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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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回顾以往哲学系斗争史，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指出：“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等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发言者认为当年系里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表现相当软弱，对胡绳、艾思奇等同志驳斥冯友兰、贺麟的错误言论支持力度不够。能否对冯友兰及错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后来一直成为衡量哲学系党组织是否具备战斗力、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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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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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时，为了便于思想改造，有意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批哲学资深教授集中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总人数高达29人，使哲学系成为北大老教师最多的单位。因此高层就始终认为，这个系天然就存在着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让党委没想到的是，部分哲学系党政负责人迎合教授们的意见，也主张单纯搞哲学史、逻辑学。后任学校党委书记陆平曾恼怒地指责说：“在1958年以前，自己还不能开历史唯物主义课。本来在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占据上风，我们已很少作斗争，加上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结果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一时造成学生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兴趣反在于唯心主义。羡慕崇拜资产阶级教授，甚至有的学生抱着这样的志愿，一生只要学到半个冯友兰也就心满意足了。”（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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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还责怪自己的前任江隆基患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在《人民日报》“六八”反右社论发表之前没有有意识地组织老教授鸣放，引蛇出洞的措施不力，没有适时暴露右派言行，因而错失打击的良机。陆平他们后来想以补课的形式诱人入网，但已无人中招。他说：“按哲学系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老教师本来是右派，但因放得不够，放得差，划不上右派。实际上保留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阵地，留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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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哲学系共处理了36名右派，但多是青年学生。在29名老教授中，仅仅划了一个张岱年为右派，而且还不是头号人物，战绩微小，让后任的校党委成员们追悔莫及。陆平和反右班子曾经分析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心理专业教授桑灿南在6月7日刚露了一点攻击肃反的苗头，第二天一听“六八”社论发表，便不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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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常委、人事处处长伊敏曾在全系党员大会上披露，学校曾经暗地里搜集过哲学系几个老教授的材料，但在党委会逐个研究时，终究觉得他们暴露不够，材料不足，未能成为划右派的硬性根据。这只能怪江隆基当初领导鸣放太差，决心不大，动手不狠，一念之差，被动地造成荒废战机的全校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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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方在划右派阶段出手过于凶狠，处理之重在北京高校闻名，令人闻之色变。从伊敏的发言材料中看出，反右派斗争中北大共划右派705人，其中学生591人，占全校参加运动学生总人数的7.7%，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一般占4％左右。当时全校划右派人数最多的单位，如物四班达23%，数四二班达32%。哲学系学生右倾比例在全校也是比较高的单位之一。（见1966年1月16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21期伊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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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冯友兰他们集体逃过“右派”一劫，实属不幸中的大侥幸。这还与北大反右后期的一个拐点相关：在鸣放期间，很多中间群众都有少量或轻微的右派言论，划右派开始后他们顾虑特别大，总觉得有些已划右派的言行跟自己相类似。有的右派较多的班如果再划新的右派，那这个班级就有崩盘的可能。全校还发现一些中右群众已经紧张得失控，竟然自报右派数。因此市委及党委不得不从策略上去考虑，确定“分化孤立右派，团结中间群众”的新原则，一下子刹住大规模的划右派的做法。假设当时北大反右浪潮没有及时止住，再想进一步扩大右派分子队伍，凭着那股可怕震慑、法力无边的做法，估计冯友兰他们也是会被人多方收集罪名、罗致网内，划为右派的绝不仅仅只是张岱年一位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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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冯友兰与同事们讨论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右起：冯友兰、汤用彤、任华、黄子通、汪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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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认一点的是，冯友兰他们此后一直没有摆脱政治性的歧视和追击。1959年11月系总支向上汇总说：“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为老牌的唯心论者，政治上中右。副主任张岱年是个右派，已免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反马克思主义，最近一年来借口生病需要长期静养，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政治活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沈廼璋，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唯心论一套不肯动……”而哲学系有旧哲学、心理学的教授29人，分布在四个教研室中。而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力量不足，青年助教只有寥寥16人，而且大多数是最近一两年留下来的毕业生，不要说“旗鼓相当”，连“通风报信”也顾不过来。（见1959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层骨干师资情况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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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北大党委最为担忧的战斗不力的局面。陆平曾总结说：“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的第一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绝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陆平发言）为此，北大党委始终对冯友兰他们高挂“督战牌”，时时不得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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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以后，中共高层对哲学工作的开展不是十分满意，一涉及旧式哲学教授及其教学工作，言语中时常流露贬损、不屑的意思，大有不以为然、看不上眼的蔑视感觉。1958年7月28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新近讲话内容：“主席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小孩子也懂哲学，你问他妈妈是人是狗，他也会说是人，这就是唯物论（反映论），小孩看电影也爱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他也是在找对立面。”（见1958年7月28日陆定一《党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小孩的口吻化大为小，把专业性极强的哲学学科弄得极其简单化、稚嫩化。而康生在党内几次讲话谈及冯友兰、张岱年近乎谩骂，毫不客气，他说：“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其实，翻翻荀子的书，查对一下就知道了啊。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见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康生以文教主管者的身份公开否认冯、张的才学，称之为“诡辩”，在党内层层传开后，增加左派斗争的筹码和本钱，更加重冯、张的整体政治压迫感和被围追力度，只能使自己周遭的生存环境严重劣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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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敌视、贬低的情况下，北大党内已把冯友兰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腐蚀青年的程度。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第246期刊发名为《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的文章，直接点了冯友兰的名字，以他为例说明腐蚀青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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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腐蚀了青年，不少青年教师和学生曾经把“向科学进军”看成“向资产阶级专家进军”，在学术上也步资产阶级教授的后尘。许多人并没有看过这些教授的书，甚至没有听过他们的课，却一味盲目崇拜他们，认为他们学识渊博、著作多、资料掌握得多、又懂得几国外文，是高不可攀、不可逾越的。北大哲学系学生管冯友兰叫作“活字典”，有个党员甚至认为冯友兰学习马列主义比我们还强。（见1958年8月29日《北京工作》第2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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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经过北大党委授意而写的，代表了北大党内高昂的斗争姿态，在当年市委内刊发表后影响颇大，有一种示范表演的意味。连冯友兰学识渊博、“活字典”作用都不能容忍，还被看作是负面、有害的东西，显现大跃进之时北大党组织日益膨胀的严打狠打的极左情绪，灾难性的左祸现象迅速在校内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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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之后北大党委系统始终保持穷追之势，一刻没有放松收集敌情。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的点滴信息，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冯所在的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譬如1961年初秋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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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争夺青年”是冯友兰所得的罪名之一，举出的一例是为吸引助教庄印编书，冯分给庄大量稿费，对庄加以腐蚀。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称之为“按照自己的面貌精心培养他们”，冯友兰对庄印的世界观的逐渐腐蚀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子”。吴子牧延伸说道：“有些人公然散布抵触党的教育方针的言论（如冯友兰），有些资产阶级教授专门挑选政治思想落后、业务好、听他们话的青年留作助教或研究生，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见1964年吴子牧汇报提纲《高等学校里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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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系里就抓住冯友兰教学中的内容，如“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列为学术批判的重点内容。（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哲学系1956级学生为运动的激荡气氛所鼓动，以教学检查的名义，准备面对面地批判冯友兰，为此悄悄地酝酿了好长时间。有一天冯友兰讲完课夹着书包要走，学生要求他留下听意见，冯友兰当即显露慌乱的神情，只能坐在黑板前候场。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负责人孔繁闻讯赶来，对这样突然袭击的方法表示不赞同，56级几位党员学生当即找到系总支办公室，在场的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也希望学生背靠背搞，学生坚决不答应，只好又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最终同意他们的请求。结果这个临时批判大会就在教室里仓促举行，挤满了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