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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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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底随着批判红楼梦研究及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展开，冯友兰难堪的命运就已经宿命般地内定了。北大首先站出来的是一批响应号召、果敢的青年党团员教师，他们批评学校过去过分重视“权威”教授，忽略培养新的力量，以致不少青年人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让市委备感压力和欣慰，随之加大了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频繁召开党内会议加以引导，很快第一批炮火就延伸打到冯友兰等老权威身上，弹痕点显明。北京市委1954年12月31日给中央写出了第一份运动报告，就首先点到冯友兰的名字：“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的内容仍然是旧的，只是形式上用一些马列主义名词装潢门面。”而且当助教朱伯昆对冯友兰的观点提意见时，冯忽略助教的批评，不在意地表示：“辅导时只能讲材料，不能讲观点。”市委报告中暗示，年轻的朱伯昆没有得到冯友兰方面有力的支持。（见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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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校党委办公室1955年1月3日编出最新一期《动态简报》，内中称：“北大哲学系教师目前都在阅读胡适的书籍，进行专题研究。”系里出面组织两百多人参加的批判胡适思想报告会，与会者一般反应是“准备充足，学术性强”。冯友兰、任继愈在会上发言显眼，简报编写者用了这样的词句来描述：“副教授任继愈作了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报告，教授冯友兰作了批判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的报告。任、冯二人英勇地就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同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见1955年1月3日市高等学校党委会办公室简报《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在描述右翼分子时，党内简报行文竟然用了“英勇”二字，颇感唐突，或许是放松警惕的编写者随意、好心之笔，也许含有鼓励、嘉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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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斗争起起伏伏，1956年又逢“双百”方针提出，一度呈现和缓的氛围，让学人有一种苦乐不均的感受。哲学系教师支部有一个内部分析：“双百”方针宣传热闹时，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放的唯心主义》一文，好像对老教师学术思想的改造估计得保守一些；而张岱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一文，又可能对老教师的思想估计打高了一些，张岱年就以为自己和冯友兰基本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冯友兰认为自创的新理学中有合理的内核，客观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的内核。党支部对此评价道：“老教师一方面愿意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旧观点尽量保留，或用马克思主义附和自己的思想，或是留在心中不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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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北大燕南园54号住宅中（1952—1957年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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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硬的批评，冯友兰也有了手足无措的时候，应对难免失当。他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有人当即提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言语”（教师支部1957年4月工作报告语）一说出口，当即封住冯友兰的嘴，还迫使他不得不在教研室中作了检讨，说自己片面考虑问题。有时批评者扣了一个帽子，认真的冯友兰还得闭门读几天的书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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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955年学术批判成了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个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风暴掠袭过后的寒意和危机。冯友兰似乎接受起来还较为坦然，对大批判多持正面、肯定之意，也有许多积极的回应。1955年4月10日北大民盟分部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冯友兰首先发言，就为会议定下一个舒缓的亮色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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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通过这次批判，学术思想水平提高真快，一个人写的文章等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发现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参加了几次会，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武器。据我看接受批评的态度有四种：一种是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他们接受批评的态度很诚恳，如孙定国同志；另一种是不太容易接受意见，觉得别人没有看懂他们的文章，水平未必比自己高；第三种态度是以为旁人别有用心，搞宗派；第四种态度是消沉，从此停笔。我们应对持后三种态度的人多进行工作。有人认为批判胡适只是完成任务，没有永久价值。我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和现实斗争相联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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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居然在会上对一些消极现象提出批评意见，说得有板有眼，看出在批判运动中自然融合、自我消化的细微变化痕迹，他不随意排斥、不厌恶的平和风格，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也加快了这种熔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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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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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开会之前，北大党内曾有一个乐观的情况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被批判者的思想基础“动摇说”，认为他们有认错的可能：“院系调整后，曾对一些典型唯心主义（冯友兰、贺麟）的思想加以批判，使参加讨论的人开始用学得的马克思分析唯心主义思想，知道他们那些研究方向是错误的，使被批判者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案）哲学系有人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这次批判主要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对客观唯心主义则批判得较少，因此还有教师（如冯友兰、张岱年等）直到现在还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客观唯心主义却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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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麻烦的是，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中，哲学系教师支部向党委汇报说，从冯友兰、贺麟等人的新近文章中看到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甚至张岱年暗地里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问题有所疑问，但因顾虑而不敢公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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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敢说话的还是力图表现上进的张岱年教授，他爱说：“‘双百’方针提出后，现在我有些问题敢说了。”教师支部由此评价说，这给人感觉他的思想比以前活跃了，不至于再束缚在一条绳子上，试图由正确方面来解决问题。但是张岱年在关键思想症结上还是会习惯性地躲闪，竭力不让太多把柄被人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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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学界无序的混战状态，会前分管哲学的中科院社科学部潘梓年、中宣部相关领导还指示，不要从抽象概念出发，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不要扣帽子，要坐下来谈。结果，按惯性还是开成“一边倒”的会议，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李世繁不满地说：“不是一个哲学讨论会，而是冯友兰、贺麟的思想批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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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这么一个开会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挂帅的党内专家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首先出场，基本上把握了会议的话语权，由他们制造老套的批判阵势和语言定式，轮番对旧式教授进行“轰炸”。系主任郑昕听会后说：“这次艾思奇同志、孙定国同志的发言恐怕一般老先生是不会满意的，一定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老一套，不联系实际问题，还是一般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有点嘲讽地表示：“这次会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我们是不是胜利呢？也可以估计是‘胜利’，但好像胜得太快，有些勉强，好像是以声势取胜，说服分析是不够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周辅成也说：“会上一讨论就空了，空的原则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见1957年3月2日《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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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党组织在做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小结时，明确提到老教师身上所存在的思想毛病：“我们可以看到老教师虽然愿意学习，并且也学习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仍然很大量的存在，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用这样的思想修改马克思主义，附会马克思主义。”（见1957年1月北大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老教授隐性地对抗马克思主义，并且用了新的遮掩手法来顽固地表达旧有的唯心主义，成了哲学系党内最需关注、预警性质的动向之一。1957年4月老话题重提，在做工作小结时再次表明：“有些老教师有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但自己仍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的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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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支部专门开会复盘了会议状况，也认为“在理论上打了一个没有准备的仗”，没有给重点发言者艾思奇、孙定国及时提供冯友兰等资产阶级教授的最新情况，因准备不足，针对性不够，使会上对一些错误的观点批判无力，科学性不强，没有能解决什么问题。事后支部整理了一份总结，也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党内应该说是在理论上准备不够，发言比较空洞，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让教研室支部无法容忍的是，会上居然还有许多人不同意艾思奇的看法，即认为唯物主义的特点只有三种基本形式，众人认为中国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基本形式上与欧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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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挨批的位置，冯友兰是不敢说此类意见的，他只是嘟囔着说，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即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因为大家解决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怎样解决的问题。他这么一表态，一些与会者反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应承认他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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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会场中得不到应有的学术尊敬，有几个年轻发言者批判他时指着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让相熟的老学者、老学生看了伤感不已。老学生卢育三跑去向主办方提意见说：“金（岳霖）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系主任郑昕则感慨地说：“有的人发言像是吵架。”党内资深哲学工作者关锋的发言就带有他向来的大炮式风格，逼人的气势就让有些老教师平添了不少的思想负担，后来的发言多少有所保留，生怕有口误。而同系教授洪谦的发言涉及私人纠结，东北人民大学助教吴锦东不快地表示：“洪先生发言态度不好，是对冯友兰先生进行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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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批判倾向鲜明的座谈会，到会的一些外地高校教师还是觉得较为温和，能够接受，居然说好者居多。武汉大学哲学系谭介甫说：“这样的会议只有在中央才能开，在武汉就不行。”这就从侧面反证出全国高校当时四处开花、斗争过火、毫无节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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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会上受到“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观点”的指责，作为被批判主角的冯友兰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问及意见，他只是淡然地说出一句：“这次讨论的都是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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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回顾以往哲学系斗争史，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指出：“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等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发言者认为当年系里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表现相当软弱，对胡绳、艾思奇等同志驳斥冯友兰、贺麟的错误言论支持力度不够。能否对冯友兰及错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后来一直成为衡量哲学系党组织是否具备战斗力、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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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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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时，为了便于思想改造，有意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批哲学资深教授集中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总人数高达29人，使哲学系成为北大老教师最多的单位。因此高层就始终认为，这个系天然就存在着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让党委没想到的是，部分哲学系党政负责人迎合教授们的意见，也主张单纯搞哲学史、逻辑学。后任学校党委书记陆平曾恼怒地指责说：“在1958年以前，自己还不能开历史唯物主义课。本来在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占据上风，我们已很少作斗争，加上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结果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一时造成学生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兴趣反在于唯心主义。羡慕崇拜资产阶级教授，甚至有的学生抱着这样的志愿，一生只要学到半个冯友兰也就心满意足了。”（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