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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强势的学生，冯友兰只有唯诺顺从。他已习惯了这样的低调应对，内心不断累积政治风险感而使自己的心境渐趋无奈和悲凉。1961年5月在中宣部一次近乎“神仙会”性质的教材会议上，他大胆地讲了一段话，最能显示他这一段的痛楚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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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有一次，要求学生在考试时记住一些事实。教学检查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平时对我提了意见，在考试时进行报复。并且说，你那些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资料。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不来，若问为什么，学生说：“太麻烦了，还是你到我们宿舍来吧。”（见1961年5月8日市委大学部《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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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市里组织各个单位对以往政治斗争大搞甄别，有缓解、平反之意。哲学系总支谈及对冯友兰的情况，只是淡而化之地表示，冯友兰1959年在教学中提出一些错误观点，有些学生不能识别，因此系里组织学生进行分析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开了一次师生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中有些简单化，有人还说他是“修正主义”则是不恰当的。（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种事后评价既说批判具有必要性，又承认简单化的毛病，顾及两面，聊于应付，纯属一时敷衍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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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季后，受大跃进后果的制约，民心慌乱，知识界反弹厉害，却以静默的抵触状态加以显现。当局忙于应付副食短缺和生产下滑，无心恋战，严酷的斗争运动渐趋平和。中共高层开始张罗国庆十周年庆贺活动，为了使来京的众多外宾确切看到建设成就，举办各类展览会成了应急的良方。刘少奇提议：“学校应该有去年那样的热烈气氛。”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杨秀峰找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商量，准备让北京的学校办一个以实物为主的跃进展览会，通过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说明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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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1958年几次火爆展览做基础，1959年展览会仓促间也能顺利地举行，但原来不少夸耀、虚浮的东西被拿掉。中宣部一些中层干部参观后，唯独对没有学术批判方面的版块大有意见，认为大跃进时学术批判做了很多工作，应有所反映，哪怕搞一块展板也好。像批判马寅初、冯友兰等，不一定点两人的名，但多少要表现出来，不能让老教师翘尾巴。而冯友兰在参观此次展览会之后，表态却较为积极，说了简单几句，套话味十足：“看了展览，感到学校师生能做很大事情，尤其是清华大学密云水库工程及国家大剧院工程等，这是个大跃进，这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的。”（见1959年9月30日《北京高校中专学校跃进展览会内部资料》）这几句平常大话，滴水不漏，与当时政治形态缝合无隙，冯友兰凭着自身的悟性和生存本能，能周全、圆润地应付事态。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爱说激动、夸张的言语，连篇累牍，像冯友兰如此简单行事的还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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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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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961年形势缓和期间，冯友兰相对处于难得平稳的阶段，外界的压力骤然降低。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变化，他早已对外宣称：我现在对北大的冯友兰先生采取欢迎的态度，人家承认他的抽象继承有错误，人家承认这一条就好吗？我们总要与人为善，承认他的进步，还要指出他的看法模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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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两次听取北师大调查组汇报，其间屡次提到冯友兰。当谈到主席说过，“中国旧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是国家的财富”，康生举例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是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在场的市委人士：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请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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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论形式逻辑的文章，观点与周谷城相近，结果引起上海学术界人士的惊喜和好奇，认为《红旗》杂志如此发稿出人意料，还是能说公道话。康生讲了这个事例后发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非党知识分子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文章到底应该怎么看，能不能登报？”（见1961年5月8日北师大调查组整理《康生同志在听师大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康生坚持认为冯友兰发表文章对活跃学术争论有好处，因此几次指示对冯先生多加鼓励，所以那一年各相关报刊稿约不断，冯友兰兴致颇高地写出一批学术文章。面对这种景象，哲学系总支还急于从中找材料，写出一篇有关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积极参与学术争鸣的报告，冯友兰自然成为其中表述的正面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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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阶段，北大提倡并布置青年教师与老教授“对号”学习，有意提高老教授的“形象”。如学校统战部印发了对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学术估价的材料，对游估价很高，甚至说游在大学二年级就注重研究楚辞，这恰是以前最顾忌的资产阶级专家“成名成家”的说辞。而哲学系也写了冯友兰的学术情况，用词超常，说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是全才，中文相当中文系一级教授，历史水平相当历史系一级教授，英文相当于英文系一级教授。当时就有青年党员提意见说：“对教授知识的估计是过高的，与我们1958年对他们学术批判的精神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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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党校集体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哲学系编写者照抄冯友兰的著作，引用了冯友兰对春秋无神论思想、春秋辩证法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后来大批判时，这件事就被认为“影响很不好”，反过来就论证冯的学说多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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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同事的眼里，1961年时的冯友兰变得有些洒脱、大胆，喜欢评议时事、政策，似乎也不刻意回避什么。教育部制订的《高校暂行工作条例》公布前，到各校征集部分师生意见，冯友兰应邀出席座谈会。大家七嘴八舌，对不少条目提了各种修改的理由，但从没有人对总则中的“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一条有意见，因为觉得这是通俗明白的大道理。而冯友兰却说，该条标准太高了，因为条例既然认为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是逐步的，那么对于还没有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学生能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呢，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冯友兰说时都觉得拗口，微妙的推理叙述方式也让与会者有几分失措，没有人能当场接上茬。条例中还规定：“（研究生）科学研究时间应当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冯友兰明确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在整个学习期间仍应以学习业务为主，不能搞很多科学研究。他和清华李酉山教授都谈到，目前研究生的业务水平较低，要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基本业务知识和外文、古文等工具。（见1961年10月14日市委大学部《清华、北大、师大部分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冯友兰所谈的意见是有针对性的，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高校不顾知识体系训练的特点，广泛动员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搞科研著书，结果基础不牢，危害甚大，几个学年下来学生的治学能力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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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见1964年5月市委大学部《高校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党内思想状况》）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一一遭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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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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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年初开始，北京城内副食、粮食供应出现极大的困难，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消瘦、头晕等毛病在各行业中普遍出现，到了1961年春季达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北京市委紧急出台几个应急方案，其中开出甲、乙级供应的两个名单，一个是大范围的32000人，包括工程、卫生、科研、出版、高校等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再加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7100人；另一个是小范围的一万人左右，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的高级干部、高级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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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冯友兰亲切握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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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当时为高教一级教授，每月收入445元（工资345元，研究费100元），爱人在家属委员会协助工作。根据政策，他可以享受甲级供应（每月四斤肉、两斤糖、三斤鸡蛋、两条烟），及牛奶一磅，这在当时算是顶尖的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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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教育部人事司调查人员了解，冯友兰的生活水平过去是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点心，中午晚上都有荤菜。但是现在生活条件有不小的改变，迫使他放弃了保持多年的半西式饮食方式。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每月固定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8次，时而还去高级饭店改善生活，爱人有时还到自由市场买些鸡蛋等东西来补充。（见1961年9月27日教育部人事司《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6名教授、副教授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典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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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校外会议多，冯友兰忙于应付，心中颇感烦恼。但此时他一反常态，却经常参加各类会议和政协视察工作，借会议伙食来添些油水。他乐于参加的会议有：民盟中央、市委会议、学校民盟支部小组会、科学院召开的学部会议、有关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伙食相对比较充足，能时常到会也是恢复、保护自己身体机能的一个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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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系里只开一门讲座，每周四节，备课也不费很多力气，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他从中年起就注意摄生，注意消除身体疲劳，尽力保持精神状态平和。教育部人事司还特意提到一笔：“1958年批判他时，他尽量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情绪不过多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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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生活规律与美学家朱光潜有些相似，都是一早起来在园内散步，坚持打太极拳，晚上一般不工作，很早就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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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时冯友兰近66岁，血色素正常，从外人看来身体健康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1961年全年只因腹泻休息二三日，有时患感冒。4月份高教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教材会议，冯友兰时常晚上去东郊体育场观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看完比赛后已没有公交车，他坚持步行回到北京饭店，还谈笑风生地和同行者说：“今晚我们两人也得了双打冠军。”（见1961年9月20日北大《关于调查部分教师健康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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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体重还是略有下降，1953年体重72公斤，1959年为69.5公斤。1961年他的儿媳从沈阳把刚生的小孙子带来了，把他特供的奶喝了。其特殊营养供应，也往往与子女、外孙等分享。他还反映无粮食打浆糊，实际上很可能是粮食不够吃，系里准备给他再增加一斤。1961年9月冯友兰亲自找学校，两次要求将孙儿在京报上户口，以解决婴儿供应问题，但迟迟未能批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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