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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清算还要从50年代初期说起,可以历数哲学系几届领导班子的斗争不力、战斗涣散的错误,说到历次资产阶级教授猖狂进攻的事例。校党委书记陆平在“四清”结束之际,在全系干部大会上厉声说道:“解放十多年来,哲学系在这方面的斗争到底怎样?总的看来是斗争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是和平共处。冯友兰在这15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他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批判。1958年批判了一次,只是一个开端,还是批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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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陆平气愤的是,在教育方针上,以冯友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授提出了“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挂帅;而要由资产阶级教授领导。这种主张当时居然在党内也有许多人赞成,系的主要党员领导干部汪子嵩也认为在学校里搞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联系实际,只能联系一些自然科学。搞历史唯物主义很困难,许多基本问题马恩列斯都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有党中央解决,因此他也认为北大哲学系主要应该搞哲学史、逻辑学。陆平指责说:“汪子嵩和冯友兰、资产阶级教授‘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要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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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还提到1957年的往事,这是他来北大就职以前特别在意的坏现象:“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前夕,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他说,冯友兰宣扬他的“抽象继承法”,郑昕也要求开放唯心主义,并要吸取唯心主义的好东西。对于资产阶级这次在学术领域向我们的进攻,学校党委、哲学系的同志都是缺乏认识的,没有及时进行斗争,予以反击。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到党内,比较普遍地只愿钻业务,不愿做政治工作,有些人闹待遇,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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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于冯友兰等教授的政治问题,陆平看得格外严重,态度也转为激烈:“平时他们采取渗透办法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形势一有变化,就出来和我们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一次一次反复,他们还通过教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助教,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草,向我们进行争夺青年的斗争。”(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陆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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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查1962年到1964年的讲义中,校、系两级再次高调宣布,发现冯友兰提倡超阶级的人性论,提出什么“死无对证”的历史观,反对古为今用;在强调客观的幌子下宣扬封建主义,还宣扬“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的矛盾调和论。美学家宗白华宣扬“缕金错采的美学”和“初日芙蓉的美”,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的两种美学理想。宗白华的用语极其讲究,富有美感,且是一家学术之言,但批判者却一口认定宗的说法是抹杀了美学史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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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6月间学校党委进行阶级斗争情况调查,向哲学系布置调查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冯友兰争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情况,而且要求三个党员教员参与此项工作。1964年春节毛泽东做了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哲学系总支就写了两份有关冯友兰发表的与毛主席教育指示相对立的系统观点的汇报。1964年秋报刊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合二而一”观点,系总支再次详细上报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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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的党政干部在工作上一触及冯友兰,都要格外小心谨慎,否则极易惹火上身。1963年冯友兰在扩大的学部会议上和关锋争论普遍形式的问题,性急之下倒给关锋扣了一大堆帽子。系副主任邓艾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谈及普遍形式,说该问题经过双方争论,观点有所接近。邓说这样讲是为了照顾统战,可是上级领导和一部分同事却认为邓的文章有问题,有掩盖矛盾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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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冯友兰的一个研究生金春峰(党员)想写文章批评车载,冯支持学生写,并且愿意帮助他将文章寄给《文汇报》。但因为车载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冯友兰,系里领导就为能否寄文章发愁。系副主任邓艾民为难地说,如果不让冯友兰寄,会不会影响统战?后来冯友兰又在金春峰文章上加注,多添了两句话:“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新版有重大修改,改变了一些看法。”金春峰又来请示,邓艾民思索后问:不加会不会影响统战?在这两件小事上,系里部分党员教员坚持不能为冯友兰做各种宣传,批评邓艾民在对资产阶级教授问题上,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就怕与他们搞坏关系,对党的统战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见1966年1月14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9期)邓艾民有苦难言,只能办事更加含糊,拖延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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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是反面的标准件,是政治运动必需的参照物、说明书。他的学术观点是众人习惯性的炮轰目标,他曾力争的学术训练办法也最遭人非议、打击,譬如他曾安排研究生第一年要学习一千九百多页的古典著作,第二年学得更多,第三年做毕业论文时要对一本古书做校注,等等。有人曾欣赏冯友兰这些学术培养的办法,以肯定的口吻说:“这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条经验。”结果上级领导和同事批评说,这种看法是对冯友兰的落后现象认识较迟、头脑不清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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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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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1893年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11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次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7年随北大南迁,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复迁,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北大执教三十余年,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5月1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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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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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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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风云变幻之际,擅长研究魏晋宗教哲学的知名学者汤用彤在胡适力荐下,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留守校长”一职。1951年转任副校长,职权有限,并没有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多少管一些陌生的基建等边缘事务,但总体境遇似乎比马寅初校长还要好些。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文重1953年初春告诉来访的上级统战部门人士:“相对来说,汤副校长在职权问题上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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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马寅初不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等党内负责人看重、马有意规避的情况下,汤用彤时常会作为校方行政代表人物的身份出场,说一些规定情境的政治用语,但大多不具备发号施令的行政事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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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由于当年面粉生产紧张,北京市不得不对面粉供应有了新的限制。在新规定中,出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别,对工人每月供应面粉18斤,对教授只给12斤。党内高层担心教授们不易接受,会有许多牢骚话。10月30日上午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希望做通与会的系主任、教授们的思想工作,也期望不要听到太多的怪话。没想到,主任、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持拥护、理解的态度,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流露,让原本紧张的北大党委诸位负责干部长舒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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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向达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保证大家都有饭吃。过去粮食分配不合理,穷人没饭吃。关于面粉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今天政府关于面粉的决定很正确,可以刺激农民生产量的提高。向苏联领要面粉不行,咱们要机器,向澳洲买也不行。昨天小组会上讨论时大家谈到过去在国民党时吃美国面都感到难过,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国,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汤用彤紧接着说道:“目前关于面粉问题决定不是说我们粮食有什么问题,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往年产量的最高峰,今年至少不比去年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剩余去换战略物资。面粉产量比以前增加,是因为过去大家的习惯看法认为吃细粮生活水平高,所以细粮不够多,这不是说粮食有什么问题,而应从积极方面看,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是最好的事情,是国家往前进的问题。昨天1700多人一致拥护,而且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看到人民觉悟的提高。”(见1953年10月30日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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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面粉短缺所造成的市场困顿,被思想进步的教授们一说开,往往被披上迷惑、闪烁的光环,无视了面粉供应困难的实情。汤用彤说到粮食生产无问题、细粮增减的缘由,竟归之于国家向前进、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觉悟的提高,人为地拔高到概念性的思想高度,不知是上级的授意还是自己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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