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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两次听取北师大调查组汇报，其间屡次提到冯友兰。当谈到主席说过，“中国旧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是国家的财富”，康生举例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是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在场的市委人士：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请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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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论形式逻辑的文章，观点与周谷城相近，结果引起上海学术界人士的惊喜和好奇，认为《红旗》杂志如此发稿出人意料，还是能说公道话。康生讲了这个事例后发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非党知识分子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文章到底应该怎么看，能不能登报？”（见1961年5月8日北师大调查组整理《康生同志在听师大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康生坚持认为冯友兰发表文章对活跃学术争论有好处，因此几次指示对冯先生多加鼓励，所以那一年各相关报刊稿约不断，冯友兰兴致颇高地写出一批学术文章。面对这种景象，哲学系总支还急于从中找材料，写出一篇有关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积极参与学术争鸣的报告，冯友兰自然成为其中表述的正面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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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阶段，北大提倡并布置青年教师与老教授“对号”学习，有意提高老教授的“形象”。如学校统战部印发了对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学术估价的材料，对游估价很高，甚至说游在大学二年级就注重研究楚辞，这恰是以前最顾忌的资产阶级专家“成名成家”的说辞。而哲学系也写了冯友兰的学术情况，用词超常，说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是全才，中文相当中文系一级教授，历史水平相当历史系一级教授，英文相当于英文系一级教授。当时就有青年党员提意见说：“对教授知识的估计是过高的，与我们1958年对他们学术批判的精神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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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党校集体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哲学系编写者照抄冯友兰的著作，引用了冯友兰对春秋无神论思想、春秋辩证法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后来大批判时，这件事就被认为“影响很不好”，反过来就论证冯的学说多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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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同事的眼里，1961年时的冯友兰变得有些洒脱、大胆，喜欢评议时事、政策，似乎也不刻意回避什么。教育部制订的《高校暂行工作条例》公布前，到各校征集部分师生意见，冯友兰应邀出席座谈会。大家七嘴八舌，对不少条目提了各种修改的理由，但从没有人对总则中的“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一条有意见，因为觉得这是通俗明白的大道理。而冯友兰却说，该条标准太高了，因为条例既然认为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是逐步的，那么对于还没有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学生能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呢，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冯友兰说时都觉得拗口，微妙的推理叙述方式也让与会者有几分失措，没有人能当场接上茬。条例中还规定：“（研究生）科学研究时间应当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冯友兰明确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在整个学习期间仍应以学习业务为主，不能搞很多科学研究。他和清华李酉山教授都谈到，目前研究生的业务水平较低，要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基本业务知识和外文、古文等工具。（见1961年10月14日市委大学部《清华、北大、师大部分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冯友兰所谈的意见是有针对性的，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高校不顾知识体系训练的特点，广泛动员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搞科研著书，结果基础不牢，危害甚大，几个学年下来学生的治学能力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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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见1964年5月市委大学部《高校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党内思想状况》）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一一遭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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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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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年初开始，北京城内副食、粮食供应出现极大的困难，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消瘦、头晕等毛病在各行业中普遍出现，到了1961年春季达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北京市委紧急出台几个应急方案，其中开出甲、乙级供应的两个名单，一个是大范围的32000人，包括工程、卫生、科研、出版、高校等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再加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7100人；另一个是小范围的一万人左右，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的高级干部、高级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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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冯友兰亲切握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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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当时为高教一级教授，每月收入445元（工资345元，研究费100元），爱人在家属委员会协助工作。根据政策，他可以享受甲级供应（每月四斤肉、两斤糖、三斤鸡蛋、两条烟），及牛奶一磅，这在当时算是顶尖的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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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教育部人事司调查人员了解，冯友兰的生活水平过去是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点心，中午晚上都有荤菜。但是现在生活条件有不小的改变，迫使他放弃了保持多年的半西式饮食方式。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每月固定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8次，时而还去高级饭店改善生活，爱人有时还到自由市场买些鸡蛋等东西来补充。（见1961年9月27日教育部人事司《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6名教授、副教授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典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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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校外会议多，冯友兰忙于应付，心中颇感烦恼。但此时他一反常态，却经常参加各类会议和政协视察工作，借会议伙食来添些油水。他乐于参加的会议有：民盟中央、市委会议、学校民盟支部小组会、科学院召开的学部会议、有关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伙食相对比较充足，能时常到会也是恢复、保护自己身体机能的一个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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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系里只开一门讲座，每周四节，备课也不费很多力气，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他从中年起就注意摄生，注意消除身体疲劳，尽力保持精神状态平和。教育部人事司还特意提到一笔：“1958年批判他时，他尽量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情绪不过多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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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生活规律与美学家朱光潜有些相似，都是一早起来在园内散步，坚持打太极拳，晚上一般不工作，很早就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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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时冯友兰近66岁，血色素正常，从外人看来身体健康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1961年全年只因腹泻休息二三日，有时患感冒。4月份高教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教材会议，冯友兰时常晚上去东郊体育场观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看完比赛后已没有公交车，他坚持步行回到北京饭店，还谈笑风生地和同行者说：“今晚我们两人也得了双打冠军。”（见1961年9月20日北大《关于调查部分教师健康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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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体重还是略有下降，1953年体重72公斤，1959年为69.5公斤。1961年他的儿媳从沈阳把刚生的小孙子带来了，把他特供的奶喝了。其特殊营养供应，也往往与子女、外孙等分享。他还反映无粮食打浆糊，实际上很可能是粮食不够吃，系里准备给他再增加一斤。1961年9月冯友兰亲自找学校，两次要求将孙儿在京报上户口，以解决婴儿供应问题，但迟迟未能批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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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北大校园中，冯友兰的身体状况确实属于良好，这得益于他的身体底子和自保措施，这在全校也算比较罕见的特例。在北大范围内，身体虚弱拖垮的教授比比皆是，迫使校党委屡屡请求市委予以救急。譬如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1961年比1959年降了十多公斤，眼花头晕，早晨心慌，手脚发木，开会时精神集中不起来，听不进去。同为哲学系教授的张颐从1959年体重65.2斤，1961年减至61.1公斤，副教授刘元方1958年体重62公斤，1961年竟减至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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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方向上级报告称，有些三级以上的教授因家庭人口多，新供应的营养品实际由全家人分享，其中有些长期患病的老教授个人生活水平下降较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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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头疼的是，现有三级以下的教授，原按规定不供应特别营养，但为照顾其中部分年老多病的教授，适当提高营养条件，以助于恢复健康，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已为8名教授提出申请供应营养，但已上报半年，市里尚未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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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员教授中，目前已有18人享受营养品的折半供应。党员教授段学复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以前每天可以吃到两个鸡蛋，面包、水果、牛奶也比现在多，过去全家每天有肉半斤或一斤，现在一般都是素食，每餐大约只有一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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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一例为66岁的生物系一级教授李汝祺，全家共收入423元，原来家里生活方式是西洋式的，有一个厨子是做西餐的，在校内都很有名，全家也习惯吃西餐，主食吃得少，副食吃得多，每天早上要吃牛奶、面包、鸡蛋、水果，中晚餐有肉、鱼。1959年学校组织参观定陵地下宫殿，他的体力仍和中年人一般，在教授中是最好的一个，但是最近一年衰老厉害，体力下降，上第二节课已很吃力，走一段长路就不行了，冬天时易伤风。就是这样原本生活充裕的家庭，也被迫养了几只鸡，生蛋时可以吃到蛋炒菜，现在鸡不下蛋了，全家人就为饭菜的质量忧愁。（见1961年9月20日北大《关于调查部分教师健康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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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困乏，对社会各阶层的困扰和伤害都是极大的，敏感、受压的知识界自然是愁苦难言。夹在政治运动之间，精神上的一波波冲击尚未安息，就要迎面应对贫乏困顿、身心交瘁的恶劣生活条件。在了解整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史时，1960年至1962年是至为重要的段落之一，凄楚无助、贫困交加竟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状态。饿人的事最经得住记忆，那种锥心的痛是难以剔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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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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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春夏之后，阶级斗争的弦音愈演愈响，再也不可遏制。冯友兰的命运曲线也就自然落至谷底，只是一次次被清算、被自动纳入斗争对象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