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20687
这是在反右之前鸣放时期难得的一次吐露，寥寥数语却道尽学术的探索之难。两个月后开始反右，病中老人惊愕之中已无力应付外界的风雨侵扰，只能顺势封闭自己的心扉，保持一种静穆的休养状态。
1706220688
1706220689
三
1706220690
1706220691
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方浓，汤用彤却于11月13日晚突然中风患病。这构成当年教育界一件影响颇大、议论较多的焦点事件，稍稍搅乱政治运动行进的走向和速度。
1706220692
1706220693
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同时还很坚持地催促哲学系召开座谈会。
1706220694
1706220695
汤用彤曾找自己的学生、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提议一起合作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因为任继愈被校党委视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员，其上进的思想状态屡次被表扬，汤用彤感到与他合写文章比较放心。但仅过了几天，汤用彤思虑再三，又改变了主意，他对任说：“看来这是一次比‘三反’思想改造更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各人搞各人的。”北大党委来人了解情况，任继愈谈到汤老的这一变化，并担心地表示：“批判政治问题对这些老教授还没什么，但一搞学术问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本钱，就紧张了，这当中思想情绪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的，希望领导派人下来，就像搞总路线时派干部到农村一样。”（见1954年11月18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20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1706220696
1706220697
11月13日出事的那天下午，原本有两个会议可供汤用彤选择其一：一是《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二是北大举行苏联文化部赠送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授礼大会。哲学系主任郑昕预感到批判会的火药味，好意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人民日报》座谈会，但他执意要去报社，生硬地说出一句：“不去要受批评的。”去了后他抢先第一个发言，而且是激烈地批判考据的方法，认为是“毫无用处”。知情者颇觉诧异，因为这一反他平日的看法和学术作风。他发言时有较大的火气，激动难抑，以致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做小结时委婉地说明“考据还是有作用的”，希望平复汤的情绪。
1706220698
1706220699
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北师大教授马特借机批评了《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的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当然马特也说你们与胡适思想有所不同，但突然间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任继愈后来告诉北大党委人士，他在会场上还自我安慰：“我与胡适的思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没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被压抑气氛所传染，发言已词不达意。
1706220700
1706220701
会上会下汤用彤似乎都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他用胡适的句式反复提及高血压，没想到他躺下后不久家人就发现口歪、昏睡等早期中风症状。14日一早送协和医院检查，大夫判断血管阻塞，15日进一步做脊椎穿刺发现脑溢血。在北京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赶来会诊后表示病况危险，不容乐观。只有京城名中医施今墨摸脉后认为尚可挽救。北大校、系党政负责人江隆基、史梦兰、程贤策及马寅初校长赶来探视，汤用彤已是昏迷不醒。校方派校长办公室秘书高望之及护士一人专门看护。市委统战部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党委多加照顾。（见1954年11月16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19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1706220702
1706220703
事发后，哲学系主任郑昕颇为自责，他曾鼓励汤老在运动初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后悔不迭地说：“搞学术问题从‘三反’时就紧张，对汤老照顾不够。”他叮嘱系里年轻党员负责人汪子嵩：“对外不要说汤是因思想生病。”汪子嵩也内疚地表示：“前几天汤用彤就比较紧张，是我们没照顾到。”
1706220704
1706220705
围绕汤老的突然患病及长达一个月的昏睡，议论声四起，多有埋怨、不解之意，这恰是高校主政者所担心的。从11月16日到12月中旬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编写组持续选登部分教授的意见，一些教授谈别的事情顺便也表达了对汤老生病的关注。其中有：北大邵循正教授对王宪钧教授说：“汤老的病大概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川岛）认为：“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这个（指批胡适）搞的。”他还说俞平伯挨批是“要糟糕”，同汤老生病之事一并而论，简报中称之是“言下有无限同情之意”。哲学系教授贺麟说：“汤老血压高已很久了，开人代会时受了累，回来还听专家的课，这一周就在闹头疼。他这次犯病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金岳霖教授对汤的重病表示惊奇，只是说了一句感伤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1706220706
1706220707
1706220708
1706220709
1706220710
1956年国庆，汤用彤与亲友在燕南园58号院内合影。后排左一至四：汤一玄（三子）、汤一介（次子）、张敬平（夫人）、汤用彤。前排左一为乐黛云、左二为汤丹（孙女）
1706220711
1706220712
了解内情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尹企卓向校党委反映说：“汤老生病固然与开人民代表大会受了累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开展学术批判，所以个别交代政策很必要。”汤的重病导致北大党内对思想运动的开展一时有了畏缩的举动，不知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步骤？譬如哲学系教师支部提出，党内感觉在学术斗争中没有力量，开展起来问题复杂，目前如何搞法还不明确。除批判胡适思想外，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搞不搞？教授一般不大会联系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揭发一些东西？
1706220713
1706220714
看到汤老身陷的境遇，北大中文系助教、汤用彤大儿媳乐黛云百感交集，诚恳地对组织表示：“思想斗争对这些老头如何掌握是个问题。”（见1955年11月18日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18期）乐黛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思想上进，对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曲折体会得并不深入，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她的表态应是家属较为真切的一种实感，一种期待。
1706220715
1706220716
四
1706220717
1706220718
1955年、1956年汤用彤在病床上慢慢地与病魔抗争，身体有所见好。大病一场后，他逐渐与行政、教学工作脱身，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也因此幸运地躲开反右、“双反”运动的侵袭。在那之后的高校官方文件中鲜有他的名字出现，因思想重负而致重病的风波渐渐也被人淡化。
1706220719
1706220720
有关汤老的几件事情却还是在文件中闪现，夹杂着一丝丝不愉快和无法排遣的郁闷。这表明他哪怕处于边缘化，其心境还是难免为外界所困扰。
1706220721
1706220722
1958年北大在“双反”运动之后，全校陷于教育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事务工作都以革命化为首要标准。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校方在群众发动之后就对所谓的教授不公待遇问题施以重拳，其一就是扣除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汤用彤首当其冲，从1958年9月起薪金被扣30%，原薪为395元，扣103.5元和其他费用，只发214.5元。汤用彤正处于休养之中，需要营养补贴、护工帮助，家中人口较多，开销较大，减除三分之一的工资，无疑造成大家庭日常生活一定的被动。汤颇感不满，说了一句“没想到”，别的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1706220723
1706220724
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相互间不断探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后拟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请求批准，内中提道：“党对他们的政策是高薪赎买，扣减一部分教授的薪金，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一般不扣，对于已扣的薪金也应如数退还。”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汤用彤1954年患脑充血，不能到校上课，此次被扣工资他深感不满。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对此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1706220725
1706220726
没想到的是，此事遭到北大党委的强硬抵制。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特意把市委大学部干部朱传朴找去，详细了解北大扣薪教授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党委是在“顶牛”，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思想搞通，不要简单生硬地贯彻市委书记的精神。（见1959年6月15日《市委大学部朱传朴致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信函》）
1706220727
1706220728
在扣减病假教授工资一事上，康生、中央高教部、市委大学部、统战部都在不断催促北大处理，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查问，并且下来调查，给校方压力很大。但北大方面固执地坚持己见，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说：“这些教授一点工作不做，就一般不扣，说不过去。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和国务院的规定有抵触。”中国医学科学院干部处处长李震附和说，下边群众反映教授不要再搞特殊了，大家都扣他们却不扣，又要翘尾巴。他们原来就思想不纯，一批判就去休养了，对他们过分照顾不好。
1706220729
1706220730
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参加市里座谈会的五家高校领导干部中，只有北医张思齐一人表示完全同意一般不扣的原则。市里感觉高校领导干部在此问题“思想上的抵触还很大”，难以做通说服工作。
1706220731
1706220732
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代表北大出席会议的赵国栋只好委婉地表示，对病休教授中有些专长的，只要多少能做一点工作的，就不算他病假发全薪，如汤用彤、张颐。但赵最后坚持住一点：至于完全不能工作的教授，就按办法扣，扣多少，可以酌情研究。赵表态说，这样对群众说得过去，执行了国务院的规定，对调动积极因素也有利。（见1959年6月23日市委大学部《人大、北大、农大、北医、医学研究院座谈病休教授扣减薪金问题的情况》）
1706220733
1706220734
6月25日北大党委正式向市委报告：“初步考虑，汤用彤可以在家中指导他的儿子、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学习中国佛学史、印度哲学和魏晋玄学，其原工资可以照发。”实际上汤一介1956年从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回北大哲学系，就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准备让他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专长。北大校方只不过由此为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
1706220735
1706220736
扣减工资风波刚平息，到了年底正逢反右倾运动高潮之际，汤一介又因父亲之故作为运动重点遭到整肃。哲学系反右倾批判小组认为汤一介对父亲汤用彤的进步作了过高估计，竟认为父亲已经合乎党员条件，可以吸收入党，对父亲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清高”“正直”的作风认识不清。最让批判者不能忍受的是，汤一介居然主张以汤用彤所专长的“魏晋时期哲学”作为北大哲学系的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北大的历史、文学研究都应以这个时期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