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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还强调，汤一介作为哲学系秘书，对待资产阶级教授有着严重的错误估计，称赞他们搞的哲学史既有材料又有观点，甚至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贺麟在党的生日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报告会，实际是忽视资产阶级教授的阶级本质和崇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倾思想。在深入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还揭出汤一介有许多修正主义理论，如认为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将逐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则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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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汤用彤与小孙子在院子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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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是蕴藏着杀机的。看上去是对着汤一介，实质上也像是对病中的汤用彤“隔空”批判，会议中不时有人提及未到会的汤用彤的学术问题，寥寥数语，说得刺耳。简报中是用这样言语来表述的：“会上列举事实具体分析汤用彤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本质。”汤一介实际上是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有人在会上甚至说了这样很重的话：“汤一介同志不是党在汤用彤家里的代表，而是汤用彤在党内的代言人。”（见市委大学部1959年12月1日《北大反右倾斗争思想工作细致深入，效果很好》）看到这样的批判阵势，三十出头、思想单纯的汤一介先生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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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1962年8月困难时期，官方强力动员非城市人口返乡，教授家的保姆成为动员对象之一。北大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授58户中，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其中来自农村的22名按市里规定要离开城市返回原籍。北大校方汇报说，老教授对保姆还乡多半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同意让走，但也有些人不同意她们走，汤用彤就是明显一例。汤的家中有两个保姆，其中一个保姆在汤家九年多，除了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还需照看幼小的孙子。还挂着副校长一职的汤用彤向北大恳切地提出，考虑到家中的需用，希望北大能破例为他家留下一个保姆。（见1962年8月1日大学部《情况简报》第76期《清华、北大老教师对保姆还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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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去世，这个企求是他晚年能提出的不多的意见之一，或许也是官方文件中留存他个人事务的最后一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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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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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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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南迁执教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了不少进步学生。1950年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陕西省长安县、江西省泰和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55年，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64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后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西洋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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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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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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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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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955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内部评价中，哲学系知名教授贺麟算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他的最明显的罪证是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因为书中称蒋的“力行哲学”为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并认定贺抗战期间与蒋匪直接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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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大党组织收集的材料称，1926年贺麟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赴美国、德国留学，后一直在西南联大、北大任教职，一度获北大训导长一职，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尤其被记上一笔的是，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剿共方面献策，受蒋介石八次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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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罪名在当时是不可获谅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分子、进步群众会为之“不齿”的，贺麟为此所受的围攻程度是剧烈的。早在1950年4月就因此被管制，直至1952年6月才被解除。有意思的是，贺麟保留了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50年代初期一直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的旧恩，更加重了群众愤恨的斗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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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前贺麟被安排参加土改，“三反”时被迫坦白自己有侵吞公款行为（从目前所存的开放档案中无法得知“侵吞”的具体详情），并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之中表示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最后交出了他过去为蒋介石献策、建议进行“文化围剿”的万言书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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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交万言书后做了一番检讨，其中鲜明地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此举明显减弱了斗争火力，哲学系教员党支部甚至由此认为贺麟在政治上开始转向，有了向党靠拢的上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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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上来说，教员党支部认定贺麟所学的是最反动的“新黑格尔”学派，即黑格尔哲学的右派。1954年贺麟写“哲学史讲稿”的黑格尔部分，一直坚持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是革命的科学”，摘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说明马、恩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相反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评价“过低”、“与马、恩意思不合”，是“错误的”。哲学系为此召开多次会议与他辩论，重压之下他被迫修改自己的看法，说自己“立场不稳”，看问题错了。教员党支部事后向上级分析说，他其实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只是暂时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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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胡适、俞平伯思想运动之后，贺麟一下子陷入沉闷之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相当谨慎。他几次私下里问同事：现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清除一些什么思想？这一次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表明一下态度？11月18日北大党委派人询问，他答称：“要好好想想再说。”他想了想，先回答了一点：“北大哲学系过去与胡适不是一派，常受胡适排挤。”又说：“俞平伯受胡适影响小，受周作人影响大，讲究趣味、闲情，不喜欢读政治书籍，弄不清为什么要从俞平伯这儿批判胡适思想。”（见1954年11月22日《北大教授动态反映》）这样回答自然不让党委满意，给人“思想认识糊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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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对校内的一些老教授交代政策，鼓励他们多多参与思想运动。贺麟有所触动，应景写了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只笼统地批评胡适把“哲学说成坏的科学”，要取消哲学。而他自己是站在“哲学”、“主义”的立场来批评胡适，文中对自己的过去言论并没有涉及，也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批判。写完后给系里的几个党员教员看了一下，他不等回应就寄到《人民日报》。有趣的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年轻编辑王若水等人收到稿件后，约贺麟谈了多次，提出了具体的改动意见。王若水在贺寄来的修改稿的基础上又亲自动笔润色，大大强化了斗争性，基本上替换掉了贺麟原稿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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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阴差阳错式的修改稿很快得以在中国第一大党报上发表，江隆基副校长为此在校委会上特地对该文表扬了一句，让失意许久的贺麟惊喜万分。教员党支部事后评论道，贺麟觉得因此“有了地位了”，态度也变得更为积极。他甚至私底下有了这样表露：“虽然他们批评我，但是《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我的地位并不因此受到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