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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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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国科学院连续多次举办了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讨论会，事先主办者都邀请贺麟发言，他大都很快答应下来，一共在会上讲话四五次。但是他的发言中一涉及黑格尔、杜威等人，就立即受到别人的驳斥。有一次他强调胡适与杜威的不同，竭力表示实用主义的哲学与其他唯心论哲学是有所差异的，在场的马列学院年轻教员孙定国站起来一一反驳。还有一回发言中贺麟竟说胡适与曾国藩在政治上都反动，但“他们的文章、道德不坏”，所以能迷惑人。此说一出，更是引来一群人愤怒的反击，容不得贺麟回一句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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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受批评回来，他的挫折感愈加强烈，后悔自己不该发言，有自取其辱之意。他说：“我太太原来要我少说话的。”因为会上批评他的多是马列学院的中共党员教员，他又害怕地想到：“我与马列学院对立，是不是就是与党对立？我再也不发言了。”教员党支部为此暗地里动员一些进步群众向他解释，说明学术批评的意义，后来他又在会上发言，但同样再遭驳斥，回来后“又闹几天情绪”（党支部评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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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哲学系自己举办一场学术讨论会，贺麟一上台发言就大讲胡适不行，但杜威是好的，甚至大段阐述杜威的宗教观念。哲学系党组织负责人、哲学组教员汪子嵩批评他发言不当，他又显得很慌乱，当晚就跑去找江隆基副校长，嗫嚅半天，只是说自己“准备不够”。他与汪子嵩私下沟通时，说有许多问题依旧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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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愁闷之下，主动约了系里两个党员、四个进步群众来家中漫谈，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这六个人均是他以往的学生，他诚恳地说：“我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所以想找你们谈谈。”因为是在私下场合，他可以畅达地述说，而学生们此时只是被动地旁听，因而没有了让他心有余悸的火药味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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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次家中叙谈里直率地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事后这些思想疙瘩都出现在1955年5月14日教员党支部向上级汇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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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说：“现在批判唯心论，可是把唯心论说得都是那么坏，这是不对的，不策略的。”他的解释：“要打倒敌人，总是要从敌人那里取得胜利品。现在你将它说得那么坏，就不能从它那里取得好的东西。”（1954年上半年他讲过：“你们将黑格尔说得那么坏，这是从‘右’面批判黑格尔；我是引你们去看黑格尔哲学这座宝殿，你看这么多珍珠宝贝，你来取吧。这是从‘左’面批判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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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胡适无论如何，你总得承认他在几年内写了几百万字，这样精神总值得我们学习吧。”关于杜威，他说：“美国能有个杜威这样的哲学家，真了不起。如果没有杜威，美国的文明更可悲了。”“我只听过杜威的课，和他不熟。但我知道，美国的哲学家，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他，都非常尊重他。”“斯大林说的：俄国人的理想，要加上美国人的实事精神就好了。美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一定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哲学、杜威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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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总意见是：“我总觉得唯心论的好处太多，所以我每次动笔写批判唯心论的文章，写来写去，就写不下去。因此怀疑，现在这样批评是不是有问题。”他还讲：“唯心论讲经验，我只能知道经验的东西，这不是实事求是吗？”同志们和他谈唯心论的危害时，他说：“唯心论有三种，一种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那是好东西多得很呢（他又引马、恩的一些话说黑格尔是好的）；一种是实用主义，胡适的，那不好；还有第三种是教条主义的。”他在背后说：“这种教条主义的唯心论，汪子嵩他们比我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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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次延至深夜的漫谈中，曾多次重复这样的话：“我想不清楚，希望你们帮助我。”过后又会热切地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帮助我的。”其态度的诚恳、坦率给在场的旧日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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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76期中，对贺麟的表述有一个较为集中的归纳：“贺麟教授说，‘杜威总比胡适高明。美国的求实精神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有关，而斯大林还说布尔什维克工作作风是俄国的革命胆略和美国求实精神的结合，你们不要把唯心论里好的东西否定了。’”这种观点颇让当政者恼火和无奈，视为贺麟落后、混乱思想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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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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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后两年来，北大哲学系曾举行过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讨论会，第一次是1953年上半年举行的冯友兰的“对过去学术工作的检讨”，第二次是1954年5月展开的郑昕的“康德哲学批判”。这两次讨论会准备仓促，与“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的激烈做法有些类似，因而“学术讨论的气氛比较弱，有些意见提得很猛很尖锐，冯友兰认为有些发言是对他的打击，一年多来对一些同志有点怀恨在心。”（见哲学系支部1954年9月9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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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次存在显著缺点的情况下，第三次讨论会（即1954年6月、7月间举行的贺麟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就开得格外慎重，力求避免陷入前两次斗争粗鲁、相互不服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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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维护黑格尔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这种顽固的坚持甚至使批判者感到诧异。他坚持认为苏联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及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评价过低，与马、恩意见是不一致的。他说了这样“狂妄”的话：“我看黑格尔的书比他们（指苏联哲学家）多些，了解也比他们多些。”他一度所作的发言给人这样的印象：“你们不懂黑格尔，只有我懂。”在教研室讨论西方哲学史讲稿时，一些教员提出苏联专家是如何讲法时，他便说这些年轻人：“你们只会搬这几句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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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室小会上，他有时会忍不住地说道：“现在批评的文章太简单化。现在有些人什么书都没有看过，只要有立场，就可以批评人，像我们念了许多书，说一句话都要受人批判。”他还不只一次说过这样不服气的话：“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别人引用就对了，我一引用就错了。”“一句话，别人说就对了，我说就错了。总是我立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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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真之时，甚至会从总体来驳斥、质疑对方：“中国过去哲学界受唯心论的影响不多，主要是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我怀疑现在为什么用唯物论来反对唯心论，而不用辩证法来反对形而上学。”他与别的旧式教授不同的是，擅长搬用马恩列斯的原话来证明他的理论，这次又拿出大段列宁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见1955年5月14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4期《北大哲学系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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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在凌厉的批判风潮中，贺麟还是把自己与系里的老同事、哲学教授金岳霖、冯友兰分开了，他所言的“中国哲学界”是实指金、冯二位，认为他们的学术观点是形而上学，而自己讲的是辩证法。但哲学系支部上报的材料中，把贺麟所涉及的辩证法的提法全部打上引号，不予以政治上的正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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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两次主题批判活动的负面效果过大，对贺麟的批判如何展开、如何具备学术色彩？哲学系党组织确定了几条原则，就是会前酝酿要比较充分，对贺麟的思想动态要掌握比较充足，采取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讨论方式，等等。党支部竭力要减压，但在实际操作中气氛都会骤然上升。如在教研室讨论讲稿，很容易就形成一边倒的趋势，往往造成贺麟孤军奋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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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今的哲学系教员支部材料中，有一份总结报告记载了双方交锋的片断场景，使后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咄咄逼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扭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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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贺麟辩驳，问他如何解释杜威为战争贩子服务的事，他说：“那是杜威老了，糊涂了，受人包围之故。”我们问他：“你自己过去替蒋介石捧场，能不能说是受人包围？你为什么要把杜威说得比你自己好呢？”他呆了一会儿说：“不能这样说。”他最后承认：“我总觉得，凡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我们最好是将他说得好点，不要说得太坏了。杜威研究哲学几十年，是一个学者，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他。”（见1954年5月14日北大哲学系教员支部《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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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谓历史污点问题时常在学术会上被年轻党团员拿来问责，这往往使入迷哲学世界的贺麟被打了一闷棍，措手不及之时显得无力和卑微。他为杜威最后的辩诬，实际上也是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点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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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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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室、民盟小组讨论时，贺麟可以坚持己见，一人与众人论战，他在不服输之时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又要整我一下？”但他依旧保留自己的看法，求得大家的说服。可是学生们在听课之后，向他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指责他的讲课内容多有许多明显的错误，学生的举动反而让他害怕不已。学生在过去一两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思想小风暴，足以让老教员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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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哲学专家在人民大学讲授德国唯心主义课程，已印出部分讲稿，被教育口领导奉为“正本”。为保险起见，贺麟无奈地接受教研室领导的意见，干脆停课两星期，一切教学论点都按照苏联专家的提法重新修改。不管内心同意与否，只能照着苏联专家的提法在课堂上宣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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