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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党支部自认为对贺麟进行相当尖锐的思想批评，但批评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操作的。党支部在总结报告中这样回顾到：“会场的气氛就不像对冯友兰批评时那样严肃紧张，而是比较轻松的。在贺麟家里开的小会，贺麟还准备了点心啤酒招待，‘坐而论道’。”（见1954年9月9日《哲学系支部对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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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支部欣喜的是，经过这么折腾，贺麟自认为对问题的看法有进步了，他甚至以这样的句式来阐述进步的程度：“原来对黑格尔哲学只能‘评价’，现在是可以‘批判’了。”一个顽固的信徒居然说道“批判”的字义，这让系教员支部有一种相当不错的成就感。贺麟还多次主动找到党支部，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要再继续下去，准备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分别写论文，研究批判。而且翻译“黑格尔哲学史”的情绪也很高，翻译的目的也是提供批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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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烈、不留情面的前一时期对冯友兰等人思想斗争相比，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固执、沉闷的贺麟居然这样一小步就涉险过关了，而且他转型自然，在经意不经意间似乎就搭上党组织的思想主线。在以后几年哲学系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贺麟基本上居于“中中”的位置，幸运的是他又较早离开北大这个斗争大旋涡，转到稍许安静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他对学术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持随遇而安的方法，比如1959年高层为缓和学术界的紧张气氛，有意借“五四”运动学术讨论名义来鼓励大跃进中挨批的学者们发言，贺麟第一天到会只是简单地观望，只是实地看到会议氛围平和，才在第二天主动要求发言。这一细节被记录到北京市委宣传部1959年7月10日上报给中央宣传部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所松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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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势汹涌的政治浪潮之下，对新政权的思想斗争方式没有切身体会，也没有及时的应对准备，对新型的意识形态只能迎合和适应，贺麟的惶恐不安是真切和必然的。哲学系支部曾经设想过几种斗争贺麟之后的结局，双方都没想到转机是如此简单和有效。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的幸运之事，也是学校当局仓促收拾斗争残局的不由之举。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同系哲学家金岳霖此时也找到系党支部，表示也要以贺麟的方式，热心地准备做自己的“罗素哲学批判”工作，也想借此过思想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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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思想运动的开局总是一片肃杀，过程惨烈，结局却总是有令人料想不到的散淡、荒唐。但人与事触及灵魂深处，均有了根本之变，真正应了“物是人非”的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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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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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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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保送美国芝加哥大学，192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深造。192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进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至1981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后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20世纪80年代后任全国政协第五至第七届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1993年11月24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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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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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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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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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周培源教授出任北大教务长，没几年又担任副校长一职。关于周培源到底是否政治进步的问题，北大党委内部有两种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周过去是旧大学中最好的教务长之一，靠近党，肯提意见。另一些干部则觉得他很主观，不听意见，不钻研，不动脑筋，有事问他没有意见，我们做了他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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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的张群玉举例说：上星期订完教学大纲，草拟的报告都是党员做的。周培源却说，党员早已一层层布置下去，自己对情况反而漆黑一团，没法提意见。周甚至颇为恼怒地表示：“到底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张群玉也生气地说，周培源一有意见，我们党员就弄得非常被动。（见1953年4月12日北大党委《党团员干部会议纪录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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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隔阂在北大教学事务中几乎无处不在，强势的年轻党员干部想改造旧校园的面貌，动手能力强，又带有政治批判能力，自然容不得周培源按部就班的守成状态，时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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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北大办了一个外国留学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周培源兼任班主任，助教大多是年轻的党团员。助教们心气颇高，看不上周培源的工作做派，有意忽略他的存在。他们一致认为“没有他反而更便利于工作”，因而一学期没有向他汇报过工作，连全班学生人数都没告诉过他，处理一些事情则直接找党委书记江隆基及高教部。有一次班里越级直接向高教部请求调一干部，高教部不准，把文件批回周培源处，不知情的周看后大发脾气，说：“这事为何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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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只好出面协调，肯定周培源政治上是进步的，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要使他“有职有权”，该汇报的大问题一定汇报。没想到，助教们稍一退让，周培源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他有意主动接触助教，碰到问题就会说：“我已看见你们的汇报了，这问题要注意，我去找谁谁谈谈。”波兰留学生文采琳不好好学习，班干部为此发愁如何帮助她提高成绩，周培源得知后就与班干部商量，在家中预备了茶点，特意请波兰同学到他家里聊天，了解学习中存在的难点，再三予以鼓励。班干部事后说，周培源的谈话真的起了作用。（见1953年5月市高校党委《北京大学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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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周培源（后左一）与梁思成（前左四）、林徽因（前左一）、陈岱孙（后左三）、金岳霖（后左四）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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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对政治问题一直贴得很近，表态尚属积极，大都说正面性的话语。1954年市人代会的主旨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市长彭真报告中称解决问题的态度要坚决。周培源对这种表态较为满意，认为彭真的报告“很全面”“很得人心”，“这次会比每次代表大会都好”。谈及彭真动真格的态度，周培源颇为认同地说：“有些情况与大学很类似，大学的坏学生也要想法处理。”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高等学校的问题也应该开会谈谈，解决解决，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钱伟长在大会发言后特意走来问好友周培源：“是不是我的话说得太重呢？”周培源忙说：“不重，不重，很好。”（见1954年市高校党委《大学教授对市代表大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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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冬季，高校党组织布置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活动，首批动员北大、清华、农大、北医四所学校五十名教授参加学习，作为哲学学习的试点。大势所趋之下，到会教授都表示愿意学哲学，同意采用结合本门业务来深入钻研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方法。北大教授张青莲、李继侗有畏难情绪，提出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基础很差，初学哲学时应强调多请人做报告，指导自学。周培源则平淡地说，首先要弄懂哲学基本原理，然后才能进一步结合业务来学习。清华钱伟长则超出一般议论，提出政治理论学习可否算入教师工作量内的问题迫使在座的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表示，可以考虑将理论学习算入教师工作日内，不能算入工作量。（见1954年12月25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43期《北大、清华、农大、北医50名教授参加学习》）涉及政治理论，周培源的表态永远是那么不愠不火，没有过多的激动，也没有一味的消沉，只是呈现了温和性格所必然带来的日常应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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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