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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培源向党委写的正式报告中，明确要求辞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小组召集人、物理学报编辑委员和力学学会党内领导小组副召集人等职务，不再接受中国科协邀请他担任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希望政协双周座谈会每月参加一次（现每两周一次）、参加九三学社会议每周不超过二次、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每月去一次。其他外宾招待及宴会，每月参加一次。北大党委同意周的意见，并上报市委拟请帮助解决。（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周培源的专长和对他的安排使用》）北大党委称，周培源的校外职务，均属中央或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安排的，因此请市委转报中央考虑。党委预计，经过这样调整后，周的校外活动时间每周至少还需占用一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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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接到北大党委报告后，认为对减少周培源的校外职务提得不具体，所提的多是减少活动，还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希望北大再加研究，提出其减少校外职务的具体意见。为此，北大党委再次向周培源征求意见，他在衡量之后，于1961年10月15日致函党委，要求辞去下列九个职务：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九三学社组织部部长、对外文协理事、中非友协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中国力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及副召集人、力学学报编辑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见1961年10月18日北大党委《关于再次减少周培源副校长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报告打印件上方用红笔批道：可将报告转上述领导机关（指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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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1961年10月7日来函，同意北大党委提出的调整意见，即周可以辞去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职务；政协双周座谈会不一定每次都参加，由周自行决定；九三学社工作每周不超过两次。这只是从统战方面传来的确切消息，而中宣部、国家科委迟迟未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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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在兼职方面如此忙碌和辛劳，别人还以为他享尽无上的政治荣耀和良好待遇，但他多年的心力交瘁，他的难言苦衷确是外人所难以体验的，他坚辞兼职的背后蕴藏了自己道不尽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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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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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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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福建省福州市人。1902年1月19日出生于北京。1919年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22年留学美国，1928年获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29年后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青岛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及教务长，1945年再赴美国，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员。1950年归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石油学院教授，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6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年9月7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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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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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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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知名化学专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委会委员。他原本不爱涉及政治事务，出于直率、认真的性格，或深或浅、缓慢地卷入历次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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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组织50年代初期对他的判断是，他长期受教会学校及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爱国心和事业心较强，在科学上想做出一番成就。1949年在美国看到解放军炮击英国舰艇“紫石英”号的消息，认为是替他出了“几十年的气”，这成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之一。回来后依照浸染的西方政治生活习惯，没有一味唱赞歌，对党和政府诸多政策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一度提出“政府要看百年”。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深受触动，表现出进步的倾向，曾被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典型到其他学校作过报告。北大党委据此认为他有所转变，但思想深处还是多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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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鸣放时傅鹰被诱导爆发出来，他的言论是较为激烈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事例生动，颇具感性色彩，因而感染了不少业界内外人士，成了当时发言精彩到位而引起共鸣的北大名教授。反右开始后，北大党组织认定鸣放初期他“讲了许多对党极为尖刻愤懑的话”，并有意剔除上下文的关联，挑出几个激烈的句子作为傅鹰的典型言论，如“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差不多”、“党团员像特务”等。化学系总支甚至悄悄地找出1955年他发表的旧作《高等学校化学研究的三部曲》，认为傅在文章中公开攻击党没有拿过试管，不能领导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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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斗争凶猛展开后，中共高层内部出于平衡、怀柔的战术考虑，希望划一个左右分割的粗线或踩踏中间线。不知何故，傅鹰骤然成了一个鲜明的风向标，他被钦定为“中右标兵”，据说是毛泽东过问此事。按中央的说法，划右派标准以傅鹰的言论为标线，超过傅的言论程度就是右派分子。从全国范围后来的实际效果看，“中右标兵”只能是一个虚幌，很多政治言论比傅轻、只对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照样被打成右派，只是傅因此侥幸逃过戴“右派帽”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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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内情，就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曾特意私下找他谈话，有所劝阻，具体内容不详。谈话后傅鹰激烈的态度大大收敛，后来应邀参加了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并作过一次发言。他还被安排为一年级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党的领导问题》的讲话，有意让他说了一些好话。市委方面认为在反右、“双反”运动以来，总的说来傅鹰对党的领导及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是跟着党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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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却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始终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早在1957年底中央已确定傅为“中右标兵”，化学系部分总支委员还坚持认定傅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1958年“双反”运动中对傅的批判全面升级，批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和抵触，改造的要求比较差。傅鹰开始只肯承认教学、科研工作中存在一般性的错误思想，拒不检讨政治上的错误，还倔强地表示“要白就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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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支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了傅的全部“反动和错误的言行”，要求组织讨论和批判。总支最厉害的一招棋是，争取过去和他一起的几个“思想同样反动”的教授起来揭发，一次一次地在谈心会上反复“摆事实”，导致傅碍于情面，疲于应付，最终理屈词穷。本来与傅鹰同被视为没有戴帽子的“准右派”分子邢其毅教授，在压迫之下只能反戈一击，揭发不少傅鹰私下谈论的言行。在卸掉所谓的“思想包袱”之后，邢其毅如释重负，获得了难得的内心轻松，不由在会上感慨而道：“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共产党这样关怀知识分子。”傅鹰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只是几次简单陈述：“这次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语气中多少有几分无奈和消沉。1958年5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所刊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著名文章中，激扬地描述了傅鹰的转变过程：“傅鹰为党的耐心帮助所感动，举起了降旗，‘向真理投降’。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见1958年6月《北京工作》第2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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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知名的“中右标兵”傅鹰举起降旗，确实让市委、北大党委有几分成就感，但对傅鹰的政治处理却是极为严厉的。北大党委曾经事前制订“双反”运动的作战指标和战斗计划，列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要求对每种人的思想改造目标需因人而异。对一些认识不深刻的顽固分子都提出不要“烧焦”，要适当等待，网开一面。然而，北大党委或许受系总支汇报的影响，一直把傅鹰、中文系游国恩等教授列入“不服输、依旧翘尾巴，须严打”之列，再三指示“继续烧他们，把他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见1958年4月5日北大党委《关于北大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化学系党总支后来对傅鹰采取越来越激烈、势不两立的斗争姿态，与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一度强烈支持的态度分不开的，只不过上级党委后来在政策上有所收缩，但系总支却靠着照常的惯性依旧全速冲撞下去，无法收住已然膨胀的“思想战斗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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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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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傅鹰后来写出名为《向真理投降》的检讨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再三表示愿意跟着党走，态度既诚恳，又显出少见的几分卑微。中共高层也有退让之意，1959年2月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临近会议结束时插了一段话：“我们的危险是不学习，怕提缺点，红而不专，不要人家说一句话就说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所有的人都教书，如傅鹰，想退休，我们还要让他教书。”在全国性党内会议上，对傅鹰如此的表述还算给了相当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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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北大党委1961年夏季检查报告的陈述，化学系总支领导并没有就此收兵，反而采取与傅斗争到底的强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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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支领导同志却看不到他的这种进步，对他只片面地强调斗争，很少有团结和争取的愿望，很少注意发挥他有益的专长为我们服务，实际上采取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混淆了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