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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三四月间，北京市委大学部曾经多次讨论了四年来的存在问题、工作教训，初步拟定了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总结草稿，其中对系总支权力过大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年来不少系总支、支部发生了一些分散主义的错误，往往不经上级党委批准就擅自批判教师和学生，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讨论教学、行政的具体工作过多过细，陷入过多的行政事务和会议活动，使行政一条线有时形同虚设，使得学校、系的非党行政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坐了冷板凳。总结草稿中写道：“现在看来，宣布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的制度对工作是不利的，应该坚决按照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规定改为系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教师党支部对教研室的工作只起保证作用。”让系总支退居工作幕后，限制他们“一竿子到底”的强势组织权力，这导致不少高校系总支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从事后效果看，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博弈，借着毛泽东1962年夏天大谈阶级斗争之风，各校系总支仍旧恢复了“思想领导、行政把关”的权势，而且今后三四年愈加强化，直至“文革”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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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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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2日，有时爱走极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集北大党政负责人陆平、周培源前来谈话，会见过程中突然提议傅鹰为北大副校长，要学校党委酝酿讨论。这项预设的人事安排引来北大党组织的一片异议、反对声音，更多的是党内的一串串不解。因为傅鹰早已在校内被人为地塑造成“负面教授”、“反面标本”，怎么可能一步轻易地登上校级领导岗位？6月25日勉强召开北大党委书记、副书记会议，在极小范围内“酝酿”，又拖延了十多天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该任命事项。7月7日以北大党委名义上报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7月5日在党委会议上进行酝酿讨论，同意傅鹰担任我校副校长职务，特此报告。”字句如此简易，内中多少透着一些无奈和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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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在两三个月内无下文，看出其间的各方纠结之深处理之难。10月14日北大党委又上报一份名为《关于拟请提升两位党外副校长的请示报告》，理由为：“为了加强我校文理各系教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北大党委明显耍弄一个花招，就是一次提了三位党外教授，从中挑选两位，其意是借此手脚搞掉傅鹰。他们用了这样的文句来表述隐晦的心机：“理科方面，我们提议由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或黄子卿（北大化学系教授）二人中考虑一人，文科方面，我们提议提升魏建功（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为副校长。”让傅鹰与同是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对决”，这就存有傅鹰“落选”的变数。北大在上报黄子卿的简历材料中特意强调：“黄是物理化学界的老前辈，在化学界有较高的威望，目前他是我国溶液理论方面第一位的专家……他对三面红旗总的说来是拥护的，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有什么问题，能主动找党组织商量，为人心直，待人诚恳，在中间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在上报傅鹰的材料中也指出傅为第一流胶体化学专家，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经过“双反”运动有较显著进步。但在材料结尾处极其鲜明地写道：“他狂妄自大，说话尖酸刻薄，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很差。”寥寥几句隐藏其间，不加掩饰地点出傅鹰的“尖锐性“和“反面性”，与黄子卿“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悄声地写给陆定一等领导看的，制造傅鹰“不能被群众接受”的台面上理由。这是北大校方为了拿下傅鹰所做的“最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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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是一位固执、率性、复杂的领导人物，有时表态就是要显示一言九鼎的威力和无比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为北大的小动作所迷惑、左右。他与相关领导最终排除了黄子卿，执意选定傅鹰，同时也认可北大自己提名的魏建功，另外又提议增加物理系教授王竹溪为副校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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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内上下折腾、博弈这么久，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上任也只是单一的统战意义，其职责明显是象征、边缘和虚拟的。北大党委向上级汇报时还谈及新任副校长上任后的积极状态：“最近几位新任副校长到职以后，分工领导各系，已分别到各系了解情况。每周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一次，研究解决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傅鹰、魏建功、王竹溪表现都很积极，肯提意见。”（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期）这种“拉郞配”的新官上任纯属表演性质，新官们也心知肚明地适应了这种摆设的作用。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三是在校几十万大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培养，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四是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对党员起码的要求应是对党忠诚，但很多年青党员不是这样。”这种刺耳的内容当是主事者不愿多听的，明显没有人在会场大胆接茬，也无人愿意此时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简报里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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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0日北大党委邀请几位副校长座谈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难言的麻烦问题。傅鹰没讲多少客套语，一上来就当面批评党委：“三年来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与中央的期望大大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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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说话就爱举例，举的例子多是学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直指校委会、系委会留存的弊端，带有明显的刺人味道，党委诸位还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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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对中央政策体会得很不够。在系里政治学习收获不大，大家坐在一起先相对无言，然后总支书记发言，大家揣摩风往哪里刮也跟着刮。许多人心里有几篇草稿，看书记怎么说，就拿出那一篇来。这样不一定能体会到中央政策，甚至体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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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业务问题党委也应抓，凡是重大的问题党委就得抓，如我校理科六年制培养出的学生应是什么规格？如和五年制一样，为什么比人家慢？产品规格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党委抓，否则各系、各教研室就可以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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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校委会的缺点是“会而不议”，往往拿着油印文件念上一念，字句上改动改动就算了。五年制改六年制，许多人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改了。搬家是大事，也只宣布了一下。这些事校委会应知道而且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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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委会也是“会而不议”，大家以为总支书记就代表党，他一说话就不得不同意，因此不能集思广益。其实有人对一件事的办法不赞成，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不赞成，一引申就变成不得了的事，弄得人不敢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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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总支书记之间也互相不了解。总支有什么事不和其他人商量，我们有什么事也不与组织上谈。彼此不甚了解，就去揣摩，出了好些不好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似乎不能交朋友，见面只有在会议上，如何能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党委今后应下前线，了解实际情况，不但要下厨房，也要下到一些人的客厅。（见1962年2月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4期《傅鹰对学校党的领导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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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大党政系统而言，行政系统跛脚厉害，陆平双兼党政一把手，习惯性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具体工作，很少直接领导、联络系主任。据北大自己公布的工作流程看，向系里布置事务大都由党员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出面，而且一般总是找总支书记或党员副系主任，很少召开系主任会。1958年明确宣布实行系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以后，系行政工作已由总支包揽，总支主要抓党员系主任，非党系主任实际上被置放在一边。如果不获党的系统认可和推力，单纯靠非党系主任开展工作近乎不可能。（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北大贯彻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规定的情况》）因此，傅鹰所描述的校、系委会“会而不议”现象为真实的事实，校党委当然了解其中的运作内情，他们已经习惯、倚靠总支独大的生硬领导体制，对傅鹰的嘲讽般批评也只有默然和苦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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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很多人为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争得不可开交，傅鹰对此觉得“无聊至极”。他的发言锋芒还是指向北大偏多，认为“北大就没有一点承认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精神”，说：“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指与一指，也不知哪是九指？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他赞同周恩来报告中的说法，由此谈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如果多听群众意见，缺点是可以少犯或早些克服的。缺点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说在当时是非犯不可的。”他甚至直率地表态：“不搞运动，可以同样培养出人材而没有那么大的损失。”说到这个深层次，难免已有几分犯忌和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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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屈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账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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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锦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可这只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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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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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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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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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1914年出生，山西省平遥人。1934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43年至1946年为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专著《中国新文学史稿》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受批判。1978年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是第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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