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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深爱自己的专业，一有不适，他会强烈反应，甚至到了不相容、不退让的地步。1953年化学馆建设计划定6000平方米，领导上核实时给削减到5400平方米，他跑去找领导，极为不满地说：“别看现在花的钱多，将来人材培养好了，价值比现在大得多。”（见市委高校党委1953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校教师学习总路线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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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之后，1953年、1954年傅鹰到了石油学院任教，他对英美的课本不满意，对苏联的课本也有意见，于是自己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教研组里的两个助教认为必须用苏联课本，与傅鹰的意见不合，竟然愤怒离开教研组，给任主任的傅鹰一个下马威。石油学院教务长曹本熹替傅鹰说情：“像傅鹰这样的人，对苏联课本有些意见，不会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他对苏联课本钻得也非常厉害，远远超过那些年轻人。而无论什么课本都不会没有一点缺点的，这些年轻人只是主观简单地认为非苏联的就不对，当然不能说服傅鹰。”多年老友、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在接受中宣部工作人员访问时，就举了傅鹰这个例子来说明对高校老教师不够尊重的现象，他说：“我们必须对傅鹰的教材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坏的，也肯定好的，这样才能使他心服，才能发挥他的才能，使课本达到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再三向来客强调，傅鹰在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方面是很有本领的。（见1954年3月2日中宣部办公室印发《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对高等工业教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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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傅鹰不能接受的是，到了1958年他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个什么东西呢？”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林枫只是简单接了傅鹰发言中的一个极小话题，就是赞同傅所说的发挥“师兄”“师姐”的作用，多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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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说，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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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座谈会上，傅鹰忍不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几年来，（化学）系主任和教授是在年轻人的脚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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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支有意让老教授和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树立对立面，意在“比垮”和“搞臭”旧式教授。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地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编写《红色化学热力学》时，参与的同学提出：“苦战一夜，写出大纲。”傅鹰大为惊异，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夜搞出来不容易。”结果学生们第二天就嚷嚷说大纲胜利写出了，当即就批判傅鹰高傲轻视的态度，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事实上这个所谓一夜搞出的大纲是一个助教一个月前就写出的，当晚只是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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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时，傅鹰在意的是涉及学校领导体制的条款，感同身受，总想堵住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原来草案中系委会“职责”有“人事安排”一项，但新的《暂行工作条例》却暗暗地取消此项。傅鹰在北大讨论会上大声地质问：“为什么取消呢？例如化学系为什么产生超编现象？是不是所用的人都能胜任？系务委员都不知道，如果系委会研究人事工作，就不至于这样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17日《清华、北大、师大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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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说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作为教研室主任，他实际上处于无权责、被漠视的位置，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突然给教研室增加四位教员，结果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不知所措的傅鹰惊愕一会儿，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来的教员点头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缓缓地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我都不知道。”（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4日《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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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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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在学术圈浸润几十年的资深教授，傅鹰认为一个教研室内有经验的教授总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占多数，因此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不合理，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在这一点上，傅鹰与系总支产生严重的对立，总支认定傅思想顽固，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满，就多方设法把他排除在科研工作之外。有一次化学系接受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能不能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思考再三，傅鹰持谨慎的态度，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做试验。但教研室内讨论时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须“纯化”。结果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胜少数的办法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了。傅鹰对此用了“把我的意见压下去”的词句来综述这个过程，涉及事情的结果，他在座谈会上的言辞多少带上感伤色彩：“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写出论文送人家审查，结果完全不合规格。北大提出的论文被人家全部否决，这是第一次啊。也幸亏人家否决了，不然不知会造成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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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段伤心的隐情，傅鹰当时在会上不敢细说。后来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来家中访问，傅感动之余一下子倾吐“三峡科研”内幕，并称这是他生平遇到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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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我去了，会上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我说要与系总支商量。我回来与总支谈了，总支决定不搞。我也很高兴，因为觉得担子太大，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关系重大。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却向长江规划委员会的人说是傅鹰不愿意搞，并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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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这样旧观点的人看来，两面派就是人格成问题的人，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反革命。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我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我找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去看同学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我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我想是“保密”也就算了。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干部向常委会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看成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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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就不想再管了，否则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丢了国家机密，就一定先要怀疑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和党的看法混在一起，但这件事对于我仍是很不愉快的。（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5月29日《傅鹰与中央统战部于刚同志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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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恶意说成“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躲躲闪闪地回答，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地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指夫人）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时，傅鹰情绪激动厉害，不得不沉默几分钟。于刚见此状就安慰道：“这样谈一谈心很好，可见上次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傅鹰说：“这些问题也不好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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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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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间，教研室支部在未和傅鹰商量的情况下，就生硬地调走他的研究生，停止由傅指导进行的“吸附”研究。傅知道后情绪大变，他后来形容自己像死了孩子一样的伤心。这两位调走的研究生为周乃扶、廖世健，均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培养的，是他研究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系里开始不断接到反映，说傅鹰心情绝望，流露了自杀的念头。到了当年9月，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出面找傅谈话，答应恢复他对“吸附”的研究，他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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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7日傅鹰参加全国政协小组会后，心情难得舒适，回家后与夫人张锦教授闲聊，回忆了当年精神困顿的景象，感慨地说：“周总理讲了，要以国事为重，加强团结。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我敢说有些青年党员不如我以国家事业为重，他们不按政策办事，这几年我对他们完全消除了政治自卑感。”（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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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北京市高校开始提劳逸结合之事，政治及教学改革运动的强度明显见缓，以减轻贫乏的经济生活的外在压力。傅鹰仍保持对教学高水平的要求，上课依然严谨认真。团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当年11月上报《北大、师大等校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提道：“北大化学系傅鹰给胶化专业五、六年级二十多人教热力学，不作系统讲授，每上一大节课就指定学生自习一章（开学六周，已学八章），事先做好习题，上课时到黑板做习题，傅鹰说，‘要让你们出汗’。”这样强度的教学也让部分学生显示跟不上的窘困，班级团支书、党员基础学得差，压力最大。傅鹰等教员认为，这批学生基础理论课学得不好，演算和实验的基础训练差，上课吃力，做习题费时，做实验很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傅鹰还是不弃不厌，仍然保持做教员的本分和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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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逢斗争时机，系总支始终没有放松对傅及其旧教授的批判力度，1961年抽空在化学系12名教授副教授中对五人进行重点批判，同时牵涉到的20名青年教师也被陪绑挨斗。总支开会布置时一直表露这样一个牢固的整体思路，就是认为化学系反右斗争搞得不透，想在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中补课，首要批倒的就是顽固不化的“中右标兵”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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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傅鹰问题的敏感性，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几次明令，对傅鹰进行批判及其教学、科研工作的安排均需得到批准，然而系总支却设法绕过上级，不加请示。一个基层党总支能够这么持久地批判中央早已指定的标杆人物，在1960年春、夏间政治经济形势吃紧之下显得不合时宜，惹得中宣部、华北局宣传部、中央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系里调查，并有所批评。1961年8月26日市委大学部在一份《关于团结、改造、使用老教师的调查材料》中，直接点名批评北大化学系：“严重地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和老教师的关系比较紧张，问题最突出。”北大党委在一份自查报告中也承认：“检查出化学系在工作中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1960年春发生了对党外教师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化学系的党组织脱离了群众，使系里的工作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60年4月底以后，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虽然基本上停止下来了，但是干部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没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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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认为，傅鹰是中央1957年确定的中右标兵，但化学系总支在将近四年时间一直对傅采取斗争的措施，实际上施行了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违反了中央的这一指示。戴了“反中央”的帽子后，系总支无奈之下重新给傅鹰配备了助手，又得安排他的教学科研任务，市委大学部甚至表态要直接越级帮助化学系总支制订一个团结、改造傅鹰的工作计划。1961年12月21日大学部制订一个内部条例，有针对性地列入一条：“（对师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决定权必须集中在学校党委，总支和支部都不能决定。”系总支对上级种种限制、批评口服心不服，校党委要求系里起草对傅鹰的工作计划，系总支书记王孝庭还坚持说：“傅鹰比中右还坏。”“实质是未戴帽的右派。”在一份系里传看的内部总结中赫然引用毛泽东一则批示的语意，依然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前来调查的大学部人士感叹而道，这代表了化学系总支固有的斗争思路，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松懈，哪怕是处于民生困难、亟须缓和的特殊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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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14日市委大学部借市委党校礼堂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做几年工作回顾总结，谈及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时，举了傅鹰的例子：“北大化学系对傅鹰的工作毛病较大，撤销他的教研室主任……他原是中右标兵，‘双反’批评后写了《向真理投降》，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他）牢骚很多，表明工作没做好。”从傅鹰、北大化学系引申开来，宋硕承认，基层对教授的打击面过宽，有的单位高达三成，对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多数是失败的。他说：“毛病在于党委、总支管得过多、过死，不该管的也管了，干涉了一些不该干涉的事情。明明别人交心谈的就批判，还要让人交心再批判。这几年问题多的是，斗争多，团结少，关系相当紧张。”（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宋硕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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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硕的批评是有来由的，也糅杂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1960年4月底，北大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停止下来，但是化学系总支依然借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的活动悄悄地进行所谓“补课”，掀起新一轮的过火斗争。系总支负责人曾在全系党员会上表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向党进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定向党进攻，革命愈来愈深入，思想革命对象愈来愈多，应当开展斗争，清算历次运动中未解决的问题。对于有问题的教授、青年教师，号召全系“挤他们的材料”，因为革命一深入到学术领域，他们必然有反抗的言行。有一次十几个学生开会围攻邢其毅教授，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半，逼邢交代“对抗学术革命”的“罪行”。据市委大学部夏瑜1962年4月初写的报告称：“此次在化学系进行甄别工作的对象有31人，解疙瘩的有20人左右，总计50多人，约占全系教师的四分之一。”（见《北大党外教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近四分之一的教师沦为“批判对象”，可见化学系总支的横扫面之广、斗争气魄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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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他在大小会上轮番接受群众的责问。后来系总支做了一个书面总结，坚定认为这些批判收效甚大，彻底揭穿傅鹰所谓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多年思想拉锯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哭笑不得的“思想结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曾经是那么真切而痛楚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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