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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屈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账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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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锦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可这只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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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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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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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1914年出生,山西省平遥人。1934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43年至1946年为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专著《中国新文学史稿》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受批判。1978年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是第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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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文件中的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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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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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市高校院系调整前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中共高层一直认为各高校的中共基层组织还是显得不够强势。1952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认定北京高校“思想上乱,组织上乱,党忙乱”,决意成立市高校党委会,统一领导并进一步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1月23日上午市高校党委会宣告成立,新任命的高校党委书记李乐光做了发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讲话中首先就点到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瑶的名字,说在1952年教改之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还说“北大教授吴组缃、浦江清彷徨几分钟才上课,高名凯上课前发呆”。(见《李乐光同志在大学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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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官方资料中记载王瑶的最早记录之一,从那时开始,作为重点系重点人物,有关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以此为高层领导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提供第一手素材。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文革”期间另论),有的时候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北大中文系,关注对象还扩展到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名教授,他们的诸多言论和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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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后几年,在官方文件里所出现的王瑶,多是被描绘成顾虑重重、心机颇深,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譬如说他教课为了迎合进步,牵强附会过多,不敢负责。他说:“我讲的课都是伟大作家的作品,引证伟大作家的批评,这样四平八稳,错了也是别人的,用不着自己检讨。”当时林庚反映,“三反”之后,先生上课有如惊弓之鸟,就怕学生递条子。吴组缃说自己:“上课时两把冷汗,下课时满头大汗。”而王瑶则不同,却忧政策之困扰,他举例说,世界文学好教,只要史料加马列主义就行了,现代文学不仅要史料、马列主义,而且还有政策,那就难了。他对茅盾、老舍、李广田等人作品有意见,但是不好批评,怕违反政策。(见1953年2月1日高校党委《北京大学教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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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向上汇报说,由于教师工作紧张,精神负担重,他们的健康状况有转坏趋向,如中文系教授吴组缃、王瑶两人的肺病加重了。但对于身体一时之伤,王瑶倒不以为然,对新老教师之间的持续隔阂、斗争深表忧郁,他称自己为“被提意见的阶级”,思想老是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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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北京高校党委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也表示,“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党员与非党行政干部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且有不少青年讲师、助教与老教授的关系相当恶劣。”报告中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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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思想改造后,多数年轻教师则认为老教授历史复杂,政治落后,业务不行,因之在教学工作中一遇到问题总想用“三反”时老办法向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常常笼统地轻率地指责批评他们这里思想性不够,那里立场不稳,这是唯心论,那是反马列主义。有的助教对教授所编写的讲义稿,不经同意就拿过来涂改一番,不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反认为与他们泡太花时间,泡不起,有的不愿理他们,在路上见到即远远避开。(见1953年9月《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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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王瑶与家人在清华大学北院住所后院(当时正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稿,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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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青年教师认为,老教授的毛病根深蒂固,难于改造。即使改造过来也是小脚放大脚,总不如天足好。北大党委张群玉在1953年4月12日党团干部会议上归纳说:“党团员对旧知识分子政治上、业务上看不起,只看到其落后一面,认为‘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年纪比较大的教员认为门前冷落,有个别教授为了联系群众,过节时到处找学生拜年。”北大党委发现,中文系年轻党团员教师对旧教授一概否定、排斥,因为觉得一接近会使人受毒。中文、历史两系的一些教授对此深为不满,带头闹情绪,找别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校党委派人访问时,林庚说:“除于效谦外,与系中其他党团员还不能做到相谈时无戒心。”王瑶直接表态:“党员与我们相处不那么真心。”(见1953年5月《北京大学贯彻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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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歧视带来的教学紧张,加上评薪的不满,王瑶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对近邻、稍显安静的北大文学研究所有一种别样的向往,私下里偶尔流露愿去那里从事研究。市高校党委从几个渠道得知这一细小的动向,马上敏感地向市委汇报此情况。(见1953年9月7日《北大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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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思想运动先后启动,北大中文系总支开列了一批能写批判文章的作者名单,王瑶排在最后一位。他参与运动时持一种不即不离、含糊不清的态度,让系总支一时难以判明。在市高校党委会一期动态简报中,记载了王瑶与同系章廷谦教授(川岛)的一小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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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王瑶接着说:“任何问题,一加上马克思主义就有问题,我们就是不会掌握它。”章认为:“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又说:“我虽曾和胡适有过来往,那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思想影响并没有什么,因为我和鲁迅比胡适更密切。”……章对王瑶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见1954年12月8日《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王瑶对学术讨论的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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