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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屈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账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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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锦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可这只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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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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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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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1914年出生，山西省平遥人。1934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43年至1946年为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专著《中国新文学史稿》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受批判。1978年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是第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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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文件中的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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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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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市高校院系调整前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中共高层一直认为各高校的中共基层组织还是显得不够强势。1952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认定北京高校“思想上乱，组织上乱，党忙乱”，决意成立市高校党委会，统一领导并进一步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1月23日上午市高校党委会宣告成立，新任命的高校党委书记李乐光做了发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讲话中首先就点到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瑶的名字，说在1952年教改之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还说“北大教授吴组缃、浦江清彷徨几分钟才上课，高名凯上课前发呆”。（见《李乐光同志在大学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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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官方资料中记载王瑶的最早记录之一，从那时开始，作为重点系重点人物，有关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以此为高层领导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提供第一手素材。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文革”期间另论），有的时候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北大中文系，关注对象还扩展到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名教授，他们的诸多言论和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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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后几年，在官方文件里所出现的王瑶，多是被描绘成顾虑重重、心机颇深，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譬如说他教课为了迎合进步，牵强附会过多，不敢负责。他说：“我讲的课都是伟大作家的作品，引证伟大作家的批评，这样四平八稳，错了也是别人的，用不着自己检讨。”当时林庚反映，“三反”之后，先生上课有如惊弓之鸟，就怕学生递条子。吴组缃说自己：“上课时两把冷汗，下课时满头大汗。”而王瑶则不同，却忧政策之困扰，他举例说，世界文学好教，只要史料加马列主义就行了，现代文学不仅要史料、马列主义，而且还有政策，那就难了。他对茅盾、老舍、李广田等人作品有意见，但是不好批评，怕违反政策。（见1953年2月1日高校党委《北京大学教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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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向上汇报说，由于教师工作紧张，精神负担重，他们的健康状况有转坏趋向，如中文系教授吴组缃、王瑶两人的肺病加重了。但对于身体一时之伤，王瑶倒不以为然，对新老教师之间的持续隔阂、斗争深表忧郁，他称自己为“被提意见的阶级”，思想老是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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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北京高校党委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也表示，“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党员与非党行政干部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且有不少青年讲师、助教与老教授的关系相当恶劣。”报告中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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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思想改造后，多数年轻教师则认为老教授历史复杂，政治落后，业务不行，因之在教学工作中一遇到问题总想用“三反”时老办法向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常常笼统地轻率地指责批评他们这里思想性不够，那里立场不稳，这是唯心论，那是反马列主义。有的助教对教授所编写的讲义稿，不经同意就拿过来涂改一番，不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反认为与他们泡太花时间，泡不起，有的不愿理他们，在路上见到即远远避开。（见1953年9月《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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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王瑶与家人在清华大学北院住所后院（当时正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稿，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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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青年教师认为，老教授的毛病根深蒂固，难于改造。即使改造过来也是小脚放大脚，总不如天足好。北大党委张群玉在1953年4月12日党团干部会议上归纳说：“党团员对旧知识分子政治上、业务上看不起，只看到其落后一面，认为‘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年纪比较大的教员认为门前冷落，有个别教授为了联系群众，过节时到处找学生拜年。”北大党委发现，中文系年轻党团员教师对旧教授一概否定、排斥，因为觉得一接近会使人受毒。中文、历史两系的一些教授对此深为不满，带头闹情绪，找别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校党委派人访问时，林庚说：“除于效谦外，与系中其他党团员还不能做到相谈时无戒心。”王瑶直接表态：“党员与我们相处不那么真心。”（见1953年5月《北京大学贯彻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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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歧视带来的教学紧张，加上评薪的不满，王瑶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对近邻、稍显安静的北大文学研究所有一种别样的向往，私下里偶尔流露愿去那里从事研究。市高校党委从几个渠道得知这一细小的动向，马上敏感地向市委汇报此情况。（见1953年9月7日《北大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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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思想运动先后启动，北大中文系总支开列了一批能写批判文章的作者名单，王瑶排在最后一位。他参与运动时持一种不即不离、含糊不清的态度，让系总支一时难以判明。在市高校党委会一期动态简报中，记载了王瑶与同系章廷谦教授（川岛）的一小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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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王瑶接着说：“任何问题，一加上马克思主义就有问题，我们就是不会掌握它。”章认为：“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又说：“我虽曾和胡适有过来往，那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思想影响并没有什么，因为我和鲁迅比胡适更密切。”……章对王瑶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见1954年12月8日《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王瑶对学术讨论的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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